黄河青山安亚堡，密西根(7)

安亚堡，密西根(7)

　　学长提起母校时亲密而念旧的语气，多少有些成为精英和“圈内人”的自傲感。我甚至记不得麦克阿瑟将军当时说了什么，我只感觉到那地方不宜逗留，所以立刻告退，整个会面历时不到五分钟。这会面看来似乎很寻常，但我们担心的是，朱世明当时虽然是驻日代表团团长，却是在盟军最高统帅的监督之下。负责注意朱将军的是查尔斯·威洛比（Charles Willoughby）少将。他是麦克阿瑟的G 2（情报官），也曾在雷温乌兹教过朱将军。数个月后的五月，我陪朱将军到台北，向赠盆栽的蒋介石述职。朱世明当时很可能被逮捕，而后被无限期地拘禁，就像后来的孙立人中将一样。孙将军是缅甸战役的英雄，一度还是蒋介石个人的参军长。

　　我于1949年5月向驻日代表团报到时，是副官袁韦兴上校的助手，工作很轻松，我们负责和盟军最高统帅司令部联系。如果是中国官员要出差到日本，我们就知会外交部门，如果是其他情况则转到一厅（人事）。有一次，一位美国军官写了一封抱怨信给团长，说中国政府答应授他勋章却食言，这就该由副官来处理。盟军人员曾志愿到中国“打共产党”，我们还加以婉拒。日常行政业务完全由非军方的员工处理，由我们负责督导。代表团的军官总部又宽敞又舒适，千代田的洋政馆似乎是东京最气派的使馆区之一。即使丧失掉中国大陆，我们仍然代表盟军。中国的驻日代表团团长是盟军驻日代表团（Allied Council for Japan）的一员，我们派驻一排的武装部队，象征占领军的势力。代表团约有一百二十位成员，车阵包括一辆巴士和三十辆以上的轿车，私人的车辆不包括在内。

　　10月间，团长朱将军忽然开除了他的秘书，命令我当他的随从副官，我一点也不高兴。当时我在办公室看看书，不当班时享受很多闲暇及自由。中国的情况令人痛心，我只希望能不去想，不管称作享乐主义、克己主义或逃避主义都行。我决定置身事外，让事情自然而然演变，同时尽可能暂时享受人生。皇家马厩骑马俱乐部已核准我的会员身份，而我也刚熟悉盟军在箱根、迹见和日光的休闲设施。如果担任团长的随从副官，势必打断我的个人计划。

　　我曾经当过将军的副官，职务内容近似家仆。他们说副官是将军的替身，可以在传递命令时学习如何做决策。在骑兵时代，这种说法可能正确。在紧要关头时，带着司令部公文的年轻军官可以骑到最前线，抽掉一个团，或是补充后备人马。自有电子通讯设备以来，这种刺激业已成过去。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朱将军都不是作战的将军，反而更像是外交官。他曾在蒋介石故乡的浙江省担任保安司令，不过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他还曾在华盛顿担任武官，在外交部当情报官，有时还充当蒋介石的翻译官和特使。我不太可能仿效他的生涯模式。我不喜欢枯坐宴会桌一整个小时，看着日本来宾透过翻译官和团长对话，一边猜这位来宾是自由派或民主派，或最近转成保守社会主义分子或其他，一边还要牢牢记住将军的下一个行程。

　　我请袁上校向朱将军求情，说我在助理办公室是不可或缺的。我也试过要他们指派秦少校当随从副官。将军不肯答应，不过我还是设法争取到他的让步：让我待在单身营区，而不搬进将军的官邸。

　　我个人非常仰慕朱将军。他说一口毫无瑕疵的英文，有时还夹杂美式口语。他认识上千名美国友人——将军、海军上将、西北航空的副总裁、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的记者等等。他的记忆力直追照相机。我才说有一位吉派垂克先生来电，他就接着说：“邀请他星期四来吃午餐。”之后他会说，这位吉派垂克先生在战时遇到他时是何身份，当时是在华盛顿或重庆，现在从事何种行业等等。我和朱将军愈来愈熟后，还对他开玩笑说，他当我副官的表现，会好过我当他的副官。他尽量无视于我的一些缺点，当我因自己的鲁莽冲动对他抱歉时，他会说这是“湖南脾气”。他自己也是湖南人，把直言无讳视为美德，但这却不利他的外交生涯。

　　我成为朱将军的副官后不久，听到所谓的“叶山会议”。驻日团在离东京约五十英里的叶山度假小镇有间宾馆，作为周末休闲娱乐之用。代表团的资深成员举办宴会时，子女就在附近的海滩游泳。这场会议一定在我当副官前不久举行，因为消息泄露，朱将军才开除他的秘书。我只听说，部分人士在会议时说了不该说的话。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都不宜打探细节。朱将军绝口不提这件事，我身为他的随从副官，自然也不能对任何人提起，否则会暗示我想追查谣言。

　　对国民党驻外人员来说，1949年是艰困的一年。华盛顿的国务院已颁布《中美关系白皮书》（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在共产党掌权后，美国大使馆人员仍留在中国大陆，似乎暗示可能承认新政权。11月底，蒋介石仍留在重庆，指挥最后一场内战。副总统李宗仁照理应掌控政府，但他却飞到美国，要求援助未果后就滞留不归。在台湾的流亡政府困惑又沮丧。驻日代表团也不是统一的单位，是由国民党政府内不同机构代表的总和，有监察院、国防部、外交部、资源委员会、光复委员会等等。党系统和秘密警察的势力也以微妙的方式渗透其间，每一个代表在国内都有靠山。此时此际，要让代表团的信念和宗旨团结一致是很困难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后，好些国家立刻承认在北京的新政权，首先是印度，接着是芬兰、瑞典、瑞士，而苏维埃集团的成员国还不算在内。新年后不久，英国跟进。3月的某一天，荷兰大使到朱将军的办公室拜访，临走时说：“将军，想开点。”他离开后，朱将军对我说：“他来告诉我，他不再承认我了。”荷兰大使团已接受政府通知，即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基于个人情谊，荷兰大使先来和旧同事道别。

　　朱将军显然想不开，他很认真。这时的他非常寂寞，和家人已分离了一段期间。他对美国特定人士的敌意已根深蒂固，不过他仍喜欢且称赞美国。《史迪威文件》中提到，朱世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强力争取中国应有的战略物资，据说因此被马歇尔数落了一顿。我不知道身为外交官的他，承受了多少冷眼与嘲讽。不过，虽然他不时会笼统指控：“该死的美国人，他们总是自以为是。”但他内心不曾反对美国。事实上，他真心崇拜麦克阿瑟，相当尊敬马歇尔。

　　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拨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的军事经费给国民党政府，但数个月后国务院和外交部仍然毫无动静。朱将军直接去找马歇尔。他向我描述时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如何反应：“马歇尔立刻拿起话筒。他也许不太热衷，却很诚实。他拿起电话说：‘我不知道你们在讨论什么，但朱将军此刻正坐在我对面。’”回想起来，这件小事不会让朱将军讨好他的美国友人。他形容马歇尔诚实，等于间接暗示许多其他人不诚实。

　　朱对杜鲁门的个性也有一针见血的观察：诚实但喜好争辩，囿于小我的忠诚。朱将军告诉我，甚至连美国都握有国民党贪污的证据。杜鲁门掌握的一些档案显示，当汽油和润滑油运到中国，作为美国的补给品时，中国官员的确拿了回扣。但杜鲁门不愿公开这些文件。只有碰到支持国民党立场的人士时，他才会拿出档案强调：“这些就是你们的朋友，一群贼！”和杜鲁门相关的最有趣轶事是“J. L. 的弟弟”。J. L. 是黄仁霖中将。说来也巧，有一次他还好心称我为他的“弟弟”。黄中将体格高壮，性情亲切友善，到东京时发现我的名字叫仁宇，于是和我称兄道弟，给我面子，让我不知是否该高兴。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这位和我同姓的将军，在中国管理一些机构，希望模仿美国陆军后勤军务处（Special Service of the U. S. Army），想尽办法讨好美国人，却只挣得肤浅虚伪的名声。

　　他的问题在于，他想成为中国的桑莫维尔（Somervell）将军，自己却扮演鲍伯霍伯的角色。有些被他款待的美国人会在背后模仿他：“我是个将军，哈哈哈！”J. L. 的弟弟刚好和他相反，人矮得多，相当瘦，戴一副眼镜，态度安静含蓄，因此我们都称他为“J. L. 的弟弟”，似乎他被更有名、更外向的哥哥抢尽风采。但是，朱将军说，此人虽然不过是华盛顿中国大使馆中不起眼的小人物，却可以一通电话直通杜鲁门总统。J. L. 的弟弟是大使馆内的小角色，却曾经和参议员时代的杜鲁门打过牌。杜鲁门成为总统时，这个小角色还是大使馆的三等秘书。但是，他和美国最高官员的个人交情，显然超过那些大使和特使。他回台湾后，杜鲁门还透过中国来宾传达他的问候，甚至还说了句很不可能的赞辞：“他真是天杀的玩牌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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