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5)

　　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形成时，如果先用欧洲大陆的资料作基础，则看到市民向封建君主要求自由，有由一个单元的社会嬗变到多元社会的趋势。但是从地中海内资料着手(事实上这也是资本主义发生的正确历史程序)，则可以从威尼斯的历史中，看到一个商业的组织，在一种特殊环境下独立自主地成长，而且它罢斥与它不相容的因素，用不着革命，也自成一个单元社会，凡事以商业为始终。

　　写威尼斯历史的人经常提出两点好像自相矛盾的特征。一方面是它的民主制度，如“统领”(doge)由选举而诞生，有选举权的四十一位贵族，自成一集团(electoral college)，执行此特权时用秘密投票(secret ballot)。又有参议院(senate)和众议院(general assembly)。而经常获得公意的办法，是幕后征集意见，有如caucus或利用streering committee。另一方面则是实施特务政治，密探的活动广泛，对谋反的立法严格。其实两点都可以用威尼斯单元的商业组织解释。威尼斯的民主，并不是以民主为目的。而是在商业眼光下，凡事都可以用数目字计算，所以只要集思广益征得与这城市商业共利害的人士参政，权力的分配又和财力的分配相似，则政局可望稳定。

　　然则在扩充商业，掌握制海权，和动员作战间，不见得所有的决策都符合十万人的公意，所以政府对一般民众，不免疑忌，而最怕敌国煽惑。好在威尼斯最大的工业——造船业——始终受政府密切监视，其他工业如五金业、肥皂工业，员工分散可以通过工会管制。而且社会流动性不算，匠工寡妇，只要稍有积蓄，也可以用他们的本钱，以股份(colleganza)的方式投资于贸易，海员也可以附带经商。所以过于夸张威尼斯的民主，和当日情形不能相符；过于强调它的特务政治，也与事实相违。

　　有一位现代作家称历史上的威尼斯是“一个没有领域的城市”和“一个商人共和国”。“它的政府即是一个股份公司。它的统领就是它的总经理。它的参议院，就是它的董事会。它的人口，就是它的股票所有人”Edward P. Cheyney, The Dawn of Modern Era(New York，1936)，p11。虽然比喻得过分，却可以让读者立即窥见到这组织后面的真性格。这种性格也可以代表初期资本主义的精神。

　　威尼斯的做法，不是其他意大利自由城市可以仿效的。以佛罗伦萨(Florence)为例：“它的经济基础，在许多方面较威城占先。它在一千三百年之前，就成为一个纺织工业的制造中心。它的银行业，也很发达。在1422年，这城中的新市场就有七十二家货币交换的商店。它的银行家也在欧洲各国家内为皇室贵族和各地主教做财政的经纪人。一部业务，即是将教会的收入汇划与教皇。但是佛罗伦萨为陆地所包围，因地主则牵涉到农业社会的因素，因制造业就牵涉到很多工业社会的因素，所以起先就有制造商与当地贵族的冲突，在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争权之时也不能采取中立。”兹后佛罗伦萨被投入“政治的试验管”，曾经体会到“贵族掌政、暴权政治、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有限制与无限制的民主、假民主、一家专政、萨沃那洛拉(Savonarola)的政教合一、混合政府，终至于美第奇(Medici)的独裁”Cheyney，p42；Burckhardt，The Civilization of Renaissance Italy，，102；Oliver CCox, The Foundation of Capitalism(London，1969)，pp143-144；Leonardo Olschki, The Genius of Italy(Oxford，1949)，。

　　在这情形之下，没有人能说佛罗伦萨已进入某种“主义”的体制内，它既有“资本主义”的因素，也更有“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因素参见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 City 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New York，1979)，他的解释是指出佛罗伦萨各种复杂的政治思想与文艺复兴的关系。。可见单是有商人和商业资本，不能构成资本主义的体制。纵使生产关系超时代的发展，在14、15世纪之间，就有了资本家与城市无产阶级的对立，也不一定能构成资本主义的体制。在这时候，我们才更领会布罗代尔所说，“资本主义之成功，在它与国家互相印证，它\[本身\]即变成了国家”Braudel, 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Patricia 译自法文(Baltimore，1977)，p69.。这中间有一个“全牛”(whole hog)的观念。

　　再回到威尼斯的历史上，我们更可看出，初期资本主义的形成，不是由于构成国家的因素繁复，而是由于它的简单，所以一切能用数目字管理。

　　欧洲从中世纪进展到现代的时候，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则是以前的“朝代国家”(dynastic state)逐渐嬗变而为“民族的国家”(national state)。在财政的组织上讲，朝代国家的世袭君主不须向全民交代，而是他们自己对国计的盈亏一身担当。因之他们常向商人借债，有时甚至将皇家珍宝作抵押。要是可能，他们即独断地向臣下勒索，或者赖债不还。这些情形都不能在法律上稳定私有财产权，同时也是妨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大障碍。现代的新式国家，则行公债。政府的盈亏，不必由君主个人负责。

　　威尼斯的政府在1160年向市内商人借得十五万银马克，开世界各国政府发行公债的先例。十一年后威尼斯银行成立，政府即承认该行得以公债的债权作发行信用票据的张本，较英伦银行(Bank of England)同样的安排，要早五百多年Cox, The Foundation of Capitalism，p81；Charles A Conant, A History of Modern Banks，4th ed(New York，1909)，；Norwich，op，cit.，8。两方面的情形都和上述布教授所说“capitalism triumphs only when it becomes identified with the state' when it is the state”的情形相符。在历史上讲，这就造成一个不可逆转的形势。因为政府既成为了一个公司性质的机构，则民法也可以商法作基础。举国如是，整个社会已向资本主义的方向进行了。

　　只是威尼斯以一个捕鱼制盐的村落，还要等到造船业进步、十字军东征、商业基础展开之后，才彻底表现它成熟的资本主义性格。它的法律是在13世纪前期翟波罗(Giacomo Tiepolo)做统领时制定的。从1300年之后威尼斯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时它的法制大备，虽然永久性质的股份公司，还是以后的事。这时一宗生意的投资，或是牵涉到三两个人，或是牵连很多人，或是几个月结束，或者几年结束，都可以照成例安排。现代商业的技术，如海上保险、信用票据 (letter of credit)、复式簿记、提货单(Bill of Lading)和长期驻海外的经纪，都已产生。到1400年之后，威尼斯已有现代性的进出口商场，就是外来的人，也可以和本地商人订立合同。生意如有纠葛，则有商业法庭之curia di petizion做主，律师由法官指派，但是也可以用私人律师，所有账簿信件可以被传送法庭阅核Norwich， pp155-156；Lane，pp51-52，414-417；Braudel，Afterthoughts，；Lane，Andrea Barbarigo, Merchant of Venice，1418-1449(Baltimore，1949)，p18，98，112。

　　为什么在谈到资本主义的形成，我们要扯上这么多技术因素?这就是以前所讲的，一项法律要行得通，必有思想信仰和社会力量在后面作根据。威城这样的做法，有参议院在后面支持。这和欧洲中世纪的习惯和道德观念大相径庭，而它的思想信仰又能通过真人实事而行得通，这才造成了一种“主义”。这也就是说威尼斯通过了人的性格、自然法规以及治国平天下的前提下提倡资本主义。

　　威尼斯的弱点，则是它没有生产的基础做它商业技术的后盾，它的范围，受岛上人口的限制。后来就有1453年土耳其人之占领君士坦丁堡，和1488年葡萄牙人之通航于好望角。这两项事情，习惯上为历史家认作威城中衰的里程碑。其实地中海商业之衰退，并没有立即开始。在人文上讲16世纪才是文艺复兴最好的时光，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同占有极优越的地位。以后威尼斯衰微不振，终被拿破仑交给奥国。这也不能说是它的制度落伍，而是一个自由城市，单靠一个海岛上的商业组织作本钱，到底不能长期与大陆上数量的优势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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