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4)

　　现在事后想来，我们把这一段研究暂为搁置，在时间上不算是一个完全的损失。恰巧在这时期之中，尤其是1976年，周恩来和毛泽东相继去世，“四人帮”被拘禁，中国开始反省“文化大革命”，这是给历史家看清局势的一个绝好机会。写历史的人也像游山水的一样，要是顺江而下，看清了河流入海的过程，回顾上游的山脉形势，则对其组织结构，更多了解。这也就有如前述熊彼德所说，把今人现在的地位解释得合理化是同出而异途。我们观摩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是从中国的立场出发。倘使我们对中国更了解，同时也在观察欧洲的时候增长了眼光的纵深。总而言之，我们既已纠缠于一个历史上的大题目之间，则我们身处其境的情势愈澄清，我们的自信心会更坚固。

　　而且我写的《万历十五年》，也并不是有些人认为的一本明史专书，而是传统中国尚未与欧洲全面冲突时的一个解剖。书中说明中国的朝廷和社会，包括法制和思想，自有它的组织和系统，做起事来，也有它特别的作风与节奏。间接上就表示与同时期的欧洲相比，这些组织与作风，与西方的系统与节奏，有很大的差别。因之也是在“有”和“无”之间，反面检讨同一问题。

　　在这几年之间，我也常想到欧洲资本主义的事。要是资本主义的形成，不能离开法律，而法律须要有国家作主宰，则我们应该先分就国家的畛域看，不应当先把中国的万历十五年看成了欧洲的1587年，或者把法国、荷兰、比利时的事和英国的事笼统叙述。我已经看清了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而且它又有一个直线式的发展，并且到了某一阶段，就变成了无可逆转的形势，可见“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李约瑟和我，又认为资本主义的形成和文艺复兴及宗教革命有关，有前面所说的银行出现的次序为证，那我们何不也将资本主义的形成同样分作三段，从意大利到北欧再集中眼光于英国?这样一来，我在1975年写下的一段，说到现代商业组织的三个条件，可以当做我们的检查单(check list)用。只要我们把这三个地区达到这商业组织的程序按时间记下来，就应当对资本主义的形成，有一种明确的线索了。

　　1978年我第四次去英国的时候，在行李中带着三十多本书和一大堆草稿。这时候李约瑟交卸了凯易思学院院长的职务，他的新办公室乔迁到剑桥火车站不远的波克兰兹街 (Brooklands Avenue)，称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这图书馆现属“李氏研究所”(Th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新地址在剑桥雪尔威斯特路8号(8 Sylvester Road)。——编者注我们综合欧洲资本主义形成的未定稿，由我起草，每周读过，经他批评后修订。事实上意大利这一部分，只用了威尼斯做代表，北欧的一部分，则用荷兰共和国(The Dutch Republic)的情形概述，但是我们觉得这样已经符合我们的目的。只有英国的这一部分才比较详细。1981年9月23日李博士在上海演讲，说到我们对这问题已有新看法，后经当地《新民晚报》提及。

　　我最近一次看到李公，还是1983年在纽约。据他的计划，这批材料将来还是要收入《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七里面去，至于如何收纳，现在还没有决定。我从第一次遇到李公，就主张只用我的草稿做根底，要他自己订正重写，因为《中国科学技术史》虽然是一种学术上的著作，其写法仍有个人风格。他的英文长达四五行一句，却又念来流利，也是没有人可以效尤的。只是李约瑟收集了此书的材料卷五、卷六部分，越来越多，原来一卷是一本书，现在有的一卷四本，一卷六本，还仍在继续膨胀，连他自己也说，“有几何级数的姿态”。最近甚至书数倒出，节三十三出版于节三十二之前，他又说“这是道家的自然而然”。

　　我和李公有约，则是我也可以利用这草稿，作我个人出版和演讲之用，但是总要申明其原底稿出自《中国科学技术史》。事实上我和他在1972年开始每周星期六下午在剑河旁边散步，至今已十三年，也很难说哪些意见是他的主意，哪些由我参入。所以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觉得把我们这段奋斗一并写下，才容易让读者看出这问题的复杂。并且在评介之间，也可以说明我们自己达到未定稿的思想层次。也算是在贡献一个不同意见之前，对我们自己的立场有了一段交代。

　　但是未定稿仍是未定稿。我这篇文章虽用1978年的资料作底，也加入了一些新意见，所以仍是文责自负。这样我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洋洋大观撑腰，却不受其作者的拘束。但是一个明眼的读者，在叹赏李约瑟博士慷慨之余，也一定会了解到一个突破环境首先著书的识见度量，和兹后搜集资料，解决技术问题的工作，迥然不同。只是我既做后者的工作，现在又因时间上的需要，为这篇评介的文章，就在已经复杂的场面中添入更多的复杂了。

　　提到资本主义形成的作家，虽说意见分歧，却有一点共通的看法。从马克思到桑巴特，从皮永恩(Henri Pirenne)到布罗代尔，都承认它归根溯源始于14世纪前后的意大利。其间的原因很多，如罗马法受了早期商业的影响，不受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所束缚就是。但是事实上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则是教皇与西罗马帝国争权，意大利半岛上好多城市，在此两方顾盼不及之间获得自由。其间取得一马当先的地位者则是威尼斯。

　　这城市处在亚德里亚海的末端，构成西欧大陆和东罗马帝国间的一个枢纽。又因为它在一个“海沼”(lagoon)之中，和大陆有两英里半浅水之隔，所以受大陆的影响小。简略地说来，威尼斯的人口从14世纪以来至现代，长期的稳定，总在十万内外。虽然黑死病使这数目急剧的减少，却又能有计划地招募移民抵补，后来纵有现代生活的条件，也不像别的地方一样，会成直线式的上升Frederic C. Lane, Venice: 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1973)，pp20-21.。

　　威尼斯的贵族，有些能追溯族谱，算是大陆上的大地主。但是在13 世纪之后，都是岛上的巨商大阀，沿成例操纵城中政治。并且他们又常与平民结婚，子孙的社会地位，由父系决定，这样造成了社会地位的流动性。有时平民也能因军功提升为贵族，譬如1381年在打败热内亚之后，一次就有三十个平民因各种勋绩成为贵族，内中也包括小商人和工匠。此外威尼斯政府，又特别提出一项公款，去津贴没有经常收入的贵族Lane，pp252-253；John Julius Norwich, A History of Venice(New York，1982)，pp257-258;Jacob Burckhardt, The Civilization of Renaissance Italy，Middlemare译自德文(New York，1958)，Vol I，。所以威尼斯的贵族，通常在一百家至两百家之间，虽然有时也分派系，发生冲突，大致上仍是一个很稳定的集团。

　　迄至15世纪，威尼斯没有农业的基础，它的粮食来自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甚至远至小亚细亚和黑海之滨。它宁愿做粮食的转运商，无意自己经营农业，所以后来虽占领在大陆的领土，却不受大陆农业社会的影响。通常在大陆用兵以雇佣的军队(condottieri)为之，占领下的城市，也让他们自组公社式的政府。但是海外殖民地与商业攸关，则全力经营，不遗余力，也不让本地人预闻。克里特(Crete)岛为威尼斯参加十字军东征的“战利品”之一。威尼斯人在这里经营了几个世纪，他们也经常与本地人冲突。

　　欧洲从中世纪转变到近代的时候，一个妨碍商业发展的因素，则是天主教会对“高利贷”(usury) 作极广泛的解释，12世纪之后，连一般信徒也受限制。但是威尼斯的商业习惯，早已奠基于此时之前，所以对这些禁忌，置之不顾。名义上教会仍受教皇约束，但是威尼斯的天主教堂则依据传统屏声息气于本地政府羽翼之下，各市区的神父尚是由居民推举。教皇曾数次与这自由城市冲突，也曾将全市“开除教籍” (excommunication)不止一次，但是始终无法改变这城市的独立作风。

　　威城的主要工业限于造船业、食盐的煎晒和玻璃工业。本地的纺织业曾一度出头。但是因城中缺乏不含盐分的清水，制造不便。15世纪以前出口的织品，多为米兰(Milan)及路卡(Lycca)所制，而非土产 MM Postan and EE Rich，，，(Cambridge，1952)，p351，393。

　　这城市里的各种手工业，可以组织工会，但是海员却不许有这样的组织。而且海军的兵员征集于全市的市民。征兵的方法，预先将壮年的男子组成十二人的集团，并且早已编排了被征召的次序，有需要的时候就按次序地应召入伍。威尼斯最强盛时，经常维持了一部有力的海军，其舰只之galley，在中国俗称“蜈蚣船”，因为每船有一百五十人至二百人为划桨手，两舷桨数之多，有如多肢的爬虫，取它的行动迅速，而且作战时这些人员也投入战斗。我们一般从电影小说得到的印象，则是划桨手都是奴隶及囚徒，但是在威尼斯，这种办法开始于16世纪中叶，其时这自由城市，业已中衰。在它最强盛时，所有的水手，都是自由公民。我们要如此不厌其详地讲到这些细节，目的是要强调这自由城市举国皆兵的形态。而且威尼斯最重要的商业又是国营，商船又经常组成护航队，所以商业舰队与海军的关系，极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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