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6)

　　我们读欧洲史的时候，常常觉得奇怪，为什么意大利人这样的商业组织，不能立即为西欧大国如英法等照抄。在仔细追究幕后原因的时候，才知道有关经济的问题，必定要牵扯到社会上很多其他的因素，要改革也必须全面改革。其范围之广，有如一个走兽之蜕变而为飞禽，倘使没有内外剧烈的压力，也组织不起来。而且身当其事的人，在酝酿的局面下活动了好几十年，还不一定明白他们活动的真意义。甚至要等到历史家在几百年后，把全部经过和以后事迹对照，又和类似的问题印证，才能“发现”这些变动在历史上的因果关系。

　　比如英国在1300年后，对外贸易已受意大利人操纵。来自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地居留于伦敦的人，称为“郎巴德人” (Lombards)。他们开设银行的市街，称“郎巴德街”(Lombard Street)。一方面他们已有相当雄厚的商业资本，另一方面是宗教改革之前，教堂拥有很多的地产，就是不属教堂的地产，耕种人也有向教堂缴纳“什一捐” (tithe)的义务。内中一部即须贡献于罗马的教皇，其实各地的收入早已有承办人顶包，得款也不直接缴解，而系由这些银行发给汇票，其现金则由意大利人通过英国寺院购买羊毛运至弗兰德斯(Flanders，即今日法国、比利时一部及荷兰一小部)织成布匹，销卖牟利。这买卖通过不同的体制，所以意大利人享有治外法权。

　　如果诉讼两方都是意大利人，则由其领事受理；如果牵涉英国人，才组织混合法庭MMPostan, 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Cambridge，1963)，，，117;Cheyney，op cit.，，29.但治外法权似系两方互用，英国领事也在意大利裁判案件，详，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11th ed(London，1956)，Vol.，。主要的原因是两方社会生活习惯相差过远，况且又涉及信仰。如果英国能在这时候采用新时代的商业法律，那它也决不会让郎巴德或意大利人去垄断它的商业和农村经济了。

　　后来的事实显示，能够在16世纪之末和17世纪之初，开始采取新体制的国家，是较意大利自由城市大，但又较英法为小的国家。尼德兰联邦(United Netherlands)，普通一般人称为荷兰(其实荷兰为这国家初独立时七省之一，今日之尼德兰王国则有十一省)，不像意大利的自由城市一样地缺乏宗主，却也不像英法等国一样地受坚强王室的管辖。所以资本主义在这国家获得第二步的立脚点，也可以证明历史在它长期的发展中，仍有它合理的程序。

　　尼德兰或低洼国家(Low Countries)包括今日之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因为地处北海之滨，在欧洲形成封建社会的时候，是一个不大值得注意的地方；因此到中世纪之末，本地市镇居民自治力强，很多封建的宗主，承认这些市镇享有特权。12世纪之后这些市镇普遍地建立城垣，封建诸侯在这些市镇以“自动贡献”的名义获得一些财政上的资助之后，仍让他们保持司法的自由。

　　当日不成文法，一个穑夫逃出庄园，在城市里住了一年或一百天，即成为“市民”(burgher)，在低洼国家之内有时只要四十天，就可以获得这种特权，An Economic History of Low Countries，800-1800(London，1977)，低洼国家内封建力量薄弱可见同上，pp74-75；MMPostan，ed.，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Cambridge，1971)，p337.。欧洲货币普遍地流通之后，物价成直线地上涨，很多封建制度上的力物义务，已经以金钱折代的，无法调整，只引起庄园贵族的力量更为薄弱，而市民的力量更为高涨。同时各市镇的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以它们自己的习惯做主，也展开了一个千差万别的情形。

　　15世纪时，低洼国家全部为勃艮第(Burgundy)所得，而勃艮第的领域又牵连到今日德法间的一部分，在地图上看来，也很有在德法之间，造成一个第三王国的趋势，所以它的主持人，希望在全境实施中央集权，于是组织新法庭，遣派法官，全面抽税。只是开创伊始，大公爵战死。1477年留下一位女公爵玛琍年方二十，于是低洼国家很多市镇，集会于根特(Ghent)，向玛琍提出一种文件，叫做“大特权”(Groot Privilegie)。内容与英国之“大宪章”(Magna Carta)比美。其中规定最高法庭对各地有能力自行裁判的案件不得过问，女公爵不得于未获取各市镇同意之前对外宣战或对内颁发新税令，不得派遣非本地人为地方官，甚至女公爵本人的婚姻，也要经过市镇代表的同意John Lothrop Motley, The Rise of the Dutch Republic(London，)，。当时玛琍出于无奈，只得接受。这样更增强了各地区自治的趋向。

　　一到16世纪，低洼国家经济的发展，有了更显著的进步。弗兰德斯的毛织业和阿姆斯特丹之成为主要的港口，已经增加了这地区的重要性。此时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第五，一心要掌握全欧，也认为低洼国家是他祖传家产，又揭开了反宗教革命(Counter Reformation)的旗帜，于是以排斥异端的名义，增强对各地方的控制。这样就把低洼国家的政治、法律、经济问题和一个思想信仰的问题，连成一串了。

　　查理第五在1550年发出的敕令，至今仍能令读者感到战栗。内称凡印刷、抄写和传播路德、卡尔文、茨温利(Zwingli)等离经叛道的文件的人，一律处死。即未经批准，私自阅读《圣经》，或在公开及私人场合之下讲解《圣经》的也处死。如果触犯这罪条的人表示忏悔，则男子斩首，女子活埋，要是不忏悔的即绑在木桩子上烧死。查理第五还说是因为他被其他政事羁绊，没有将这敕令全部付诸实施。但是一个目击其事的人提出，在1546年，即敕令尚未颁布之前四年，仅在荷兰(这是荷兰省，不是尼德兰国)和弗里斯兰(Friesland)两省，因触犯异端的罪名而丧生的，已逾三万人 Motley，113-114，254-257；其实查理第五已于1529年发出类似通令，唯其时尚未任皇帝，见Emile G Leonard. A History of Protestanism, Joyce MHReid译自法文(London，1965—1967)，VolII，pp77-78.。

　　查理退位之后，菲力普第二继承，他立即重申前令，并且于1560年在低洼国家设立新主教区(bishoprics)。所谓“西班牙的大讯问”(Spanish Inquisition)已经开始。以后的事经各种教科书载明。当阿尔瓦(Alva，或Alba)被任为军事总督之后，他在低洼国家内有执掌民事之大权。在他恐怖政治之下，丧生的又有一万八千人，也包括了当地一部贵族。因为西班牙军队需用给养，则就地增设物品销售税，值百抽十，一件物品转手十次也被抽十次。于是激起普遍的抵抗。荷兰于1581年宣布独立。因为英国的资助和同情，菲力普即派遣舰队征英。大陆上的战事缠绵，直到1609年才签订停战协定，至是西班牙已事实上承认荷兰的独立。而正式的承认，则要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去荷兰之宣布独立已有六十八年，距他们开始武力抵抗则有八十二年。

　　从一个研究资本主义形成的角度上看来，这一段历史，有数点值得考究之处。荷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以后确实进入了资本主义的体制。但是这独立战争之间，阶级斗争的成分淡薄，或者根本即不存在。低洼国家尤其是荷兰，不是封建制度根深蒂固的地区，当抵抗西班牙战事发生的时候，当地贵族与平民一齐参与，实际成为一个民族战争。只是根据一个目睹者的报告，战后幸免的贵族，家产荡然无存，虽然想保存昔日的派头，实际上他们已成为城市里绅商的雇员Herbert H. Rowen, ed., The Low Country in Early Modern Times(New York，1972)，pp221-222。而荷兰之能向工商业跃进，大半由于战事所赐。安特卫普(Antwerp)的港口既为西班牙军所破坏，阿姆斯特丹的地位，因之增高。大批技工员匠，又在战事期间北迁，于是荷兰的纺织业及冶金业获得显著的进步。这些因素摆在市镇居民地方自治的背景上，就已造成资本主义体制之典型。况且荷兰的农业向来专业化，畜牧重于耕耘，更有增进水上交通发展商业的必要。

　　至于宗教思想与资本主义形成的关系，不易论断。只是认为卡尔文派提倡的“定命论”(predestination)立即可以构成资本主义的思想，考之于荷兰独立战争的事迹，不尽符合。低洼国家之抵抗菲力普仍有天主教徒参加。西班牙的大讯问，也不是纯粹在信仰上的虔诚着眼，而是准备设立新主教，以天主教的纪律钳制居民，实行中央集权。与新教的冲突，主要在后者提倡“凡信徒即是神父”(priesthood of believers)的说法。

　　领导荷民抗战的威廉(William the Silent)即由天主教徒改为路德派后才再改为卡尔文派，荷兰独立的形势甫告稳定，卡尔文派内即因定命论的解释发生争执，他们的教堂(Reformed Church)仍不许放债者参加他们的“圣餐”仪式，大学内仍不给予这些人学位。而且各种神学家，也可以把定命论作不同的解释，以支持他们的政治思想。直到荷兰和弗里斯兰两省宣称教堂不能干涉银行之事，而执政慕黎斯王子(Maurice of Nassau)也说：“我也不知道定命论是蓝是绿”，这种纠纷才渐告平息R，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New York，1926)，；Ro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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