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言》看晚明商人五、结论

五、结论

　　《三言》非历史著作，但其所包括中国16、17世纪间社会史及经济史之资料丰硕。吾人以其所叙与其他资料暨历史背景对照，发觉其所提供商人生活及商业组织之情况大都确切，且其叙述绵密，可以补助较正式堂皇历史资料之不足。

　　此三集短篇小说所描写明末商业情形，无数量之准据。证之当日欧人笔记，中国内河城市之繁华，尚可能为西欧诸国之所未及略举一例，如Louis J. Gallagher,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New York，1953)所述……但《三言》所提出商人生活及商业习惯，以今日眼光观察之，实在质量上墨守旧规。其症结又不在商业本身，而系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及社会风气所拘束。其最大障碍为否定私人财产之绝对性。次之则发行货币全部为政府职权。政府之力不能及，则付之阙如。政府所创设之交通通信机构，又不公开为民间服务。此外，官僚地主之声势煊赫，家族关系之坚不可破，无一不妨碍纯粹经济力量之开展。有此种种客观环境，资本主义自无法在中国成长。

　　资本主义为历史上经济发展之阶段，其本身无意于对社会生活求改革。英国资本主义形成时，其农业上之因素为“圈地”(enclosure)。此一方面促成土地集中，一方面产生大量之无产阶级。此等无产之农民，终至迁居于城市，为新兴工业廉价劳工之来源。又资本主义发达之方式为兼并。此在美国本世纪初年，仍为势甚炽。规模大之企业，利用各种手段，消灭其竞争者，以独霸市场。中国传统政府，固不愿提倡个人主义及自由主义，以与资本主义同流，但亦不容农业及工商业之兼并，有如欧美之资本主义社会。尤不许可大批流民为朝代统治之虑。资本主义最大之贡献，则为促进生产(现代社会主义有同一目的，唯不在本文范围之内)。因其在政治、法律、社会诸方面，首则容忍继则扶助私人财产无限制之发展，其极端竞争之余，纯经济利益，常发挥其最高效率。在商业上言，则一般游资，用于生产及扶助生产之部门，如交通、通信、银行、保险诸事业。生产增进之余，资金愈积愈多，劳动力亦供不应求，因之进而工业机械化，促成产业革命。

　　传统中国社会始终未参与前述运动，故称明末清初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实无理论上之根据关于资本主义萌芽一节，已被批判，例如Albert Feuerwerker，“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8(1958).。而《三言》诸故事，亦证实16、17世纪，中国商业缺乏资本主义之性格。今日之言中国哲学史者，必称中国哲学家与西洋哲学家构思不同之处。言中国社会史者，亦着重于中国社会之特质。独研究中国经济史者，仍不能脱离欧洲经济史之范畴，袭用其名词，殊不可解。

　　中国之经济未能高度发达，则有多种不良结果。一方面因工商业未能积极展开，资本有限。其相反一方面则现有资本出路狭窄，通常用于购置田产，或在农村放为高利贷。此逐鹿于田亩，固然间接促进农业在数量上发展，增加全国耕地，但其资金零星使用，经济效率至低。因之中国经济质量不变，一般民众之生活尚在近世纪降低。此种情形，亦可稍稍在《三言》故事中窥见。如《桂员外途穷忏悔》中所述牛公子，其父牛万户，“久在李平章门下用事……公子倚势欺人，无所不至，他门下又有个用事的叫做郭刁儿，专一替他察访孤儿寡妇便宜田产，半价收买。”《卢太学诗酒傲王侯》中之正直官僚则云：“我有示在先，不许擅放私债，盘算小民，如有此等，定行追还原券，重责逐出。”唯作者仅在一时一事为穷困农民鸣不平，而实际此现象与商业之不能突破传统习惯，全国财富不能高度展开相始终。换言之，此为全面经济问题，而非单独之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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