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言》看晚明商人四、商业组织及商业资本

四、商业组织及商业资本

　　商人之互相合作，共同经营之情形已屡见不鲜，但始终无发展为股份公司取得财团法人地位之趋向。客商之合作，始自二人合同经营。《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所称，“轮流一人往南京贩贷，一人在庐州发货讨账，一来一去，不致担误了生理，甚为两便。”即为此形态。唯其成功，全赖彼此信用，公诚无欺。张胜与李英之能相处九年，端在“两边买价，毫厘不欺。”但亦因此之故，其结构不易扩大，其结果亦难持久。

　　二人共同经营，一人为业主一人为从属之方式亦有之。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云：“第五年又去做经纪，何期中途遇了个大本钱的布商，谈论之间，知道吕玉买卖中通透，拉他同往山西脱货，就带绒货转来发卖，于中有些用钱相谢。”虽其全文不详，但此吕玉实系大本钱布商之所雇，唯其可能尚在雇员身份外，保持其小本经营之活动，因吕玉单独为客商，亦有四年，其资本亦未亏折，于理不致完全放弃其本身事业也。故事之所未提及者，则吕玉与此布商系共同旅行，沿途襄助，或系分处两地，有如张胜、李英之合作。揣测当日贸易，无固定法度，非亲历考察，无法管制，其业主既为大商，则吕玉恐为同道共行襄理之机会为多。

　　《三言》未提及两人以上之商业组织，且仍以客商单独经营之事迹为多。住商虽可雇有经理，亦须逐日查考账目，有如前叙。其为经理者，身份极低，依随主人，有如家人，仅略胜于奴仆。《小夫人金钱赠年少》(《通》)叙一个开线铺的员外张士廉，家有十万家财，用两个主管经营。其中一人李庆任事已三十余年，一人张胜(与上段之张胜为两人)本身已任事十余年，其父亦为员外主管二十余年。两人“一饮一啄皆出员外，举家衣食皆出员外所赐。”两人不仅每日晚间将账目送员外核算，又轮流在店值宿，团此亦负责店内物货之安全。

　　《白娘子水镇雷峰塔》(《通》)所述李克用药铺，亦有两个主管。白娘子曾云：“做人家主管，也是下贱之事，不如自开一个生药铺。”其所以认为下贱者，必系以基本书算，机械地为人服役，银钱出入，稽考又严，无从在营业上决断。因其依人成事，其待遇亦菲薄，否则为主管者三十余年，甚至父子相继，应当获得其独立营业之机缘。

　　以上各点，与小说外之资料符合。万历时出版之《算法统宗》，为当日书算之教科书，其《卷二，差分》章有云：假如今有元、亨、利、贞四人，合本经营，元出本银二十两，亨出本银三十两，利出本银四十两，贞出本银五十两，共本一百四十两，至年终共得到银七十两，问各该利银若干?其合资经营，人数甚少，本金亦系小规模，年终得利，势必瓜分，为当日营业之常态。同书又出习题：假如今有赵、钱、孙、李四人合商，前后付出本银，赵一于甲子年正月初九日，付银三十两，钱二于乙丑年四月十五日付出本银五十两，孙三于丙寅年八月十八日付出本银七十两，李四于丁卯年十月二十七日，付出本银九十两，四本共银二百四十两，至戊辰年终，共得利银一百二十两，问各该利银若干摘录于《山西商人の研究》，页322。?题中所述商业组织，已略具现代股份公司之雏形，但其商业关系不能脱离人身成分，因之其范围有限制，共同投资者全赖彼此熟识，互相信赖，而无法将事业盈亏，托第三者代管，使所有权与事业之经理相分离，因之既得相当丰厚之利润，必致分析其所得，有如上题所示。

　　《三言》中有叙商人资产已相当可观，而其经理仍不出户外者。如《乔彦杰一妾破家》称为宋代故事，其主角乔俊，本身为客商，但令仆人赛儿“开张酒店，雇一个酒大工，叫做洪三，在家造酒，其妻高氏，掌管日逐出钱钞一应事务，不在话下。”又为他人做主管者，尚多因亲戚关系而获得其职位。《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许宣，“他爹曾开生药店，自幼父母双亡，却在表叔李将仕家生药铺做主管，……夜间在姐夫家安歇。”此亦为当日实情。藤井宏论新安商人，称其以“血族乡党的结合关系为基础”，参事经营者为“竖子、苍头、家丁、世仆”之辈《新安商人の研究》，《东洋学报》36之1至4号(1954)……其类似情形，亦见于山西商人。如山西蒲州商人王某，“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缗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

　　又陕西商人高陵县王克伦，“其族能任买者，与之本钱，不问子钱，凡数十人，皆以赀雄于楚、蜀间”均摘录于《山西商人の研究》，页269……休宁歙县之商人(即新安商人)“以业贾故，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其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得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者亦至数十家焉”《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页75……此即Weber所谓“父族社会之官僚组织”(patriarchal bureaucracy)Max Weber, The Religion of China(New York，1964，paperback ed.)，pp90 ff，其所以有此组织者，则因其无纯经济利益，非人身关系之组织，其资本增大时，不得已而借力于血缘关系维持。但此种习惯在长期中阻碍商业之发展，因血缘关系不能经常与纯经济利益相始终，其任事者为“亲戚知交”，则虽无效能亦不便辞退，其商业利益，必须“能活千家百家”，则投资者道德义务，可能超过其经济利益，此亦甚有可能为其放弃商业，改变为官僚地主之一大主因。

　　明末之巨商，多为盐商，但因食盐由官厅专卖，其能在此间牟利者，多为官僚资本，亦即家庭身份中，官商不分，或以资金转送权要，获得特殊机缘，卒获巨利有如藤井宏《占窝の意义及起源》，载《清水博士追悼纪念明代史论丛》(东京，1962)，页551~576……此种特权商人，不能代表一般商人，因其活动，纯赖政治背景，而无关于经济组织。又当日纵有少数商人，握有雄赀，有意革新业务，提高商人地位，此宏愿亦甚难达到。

　　因商业机构及商业习惯，必须通过社会背景，为举国一致之趋势。数人或数十人之规划，与一般习惯相违，又无下层商人及店贩之支持，必鲜成功之望。何炳棣研究清代盐商，发现其积资最高者达百万两，其趋向仍为利用其资金捐官，令子弟读书入仕，延揽学者，购置古玩书籍，其下者恣意挥霍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New York，1962).Ho，“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7(1954)。亦即过大之资本，无商业之出路。无限制之资本扩充，在传统中国为不可能。

　　《三言》中称商人资本雄厚者，为张士廉，“家有十万赀财”；为周将仕，其一夜典当库金珠细软物件失踪者，值“四五千贯”；为乔俊，有“三五万资本”；为张俊卿，为“万万贯财主”。其他所叙均系小本商人，本银数十两或二百三百两。此甚有可能为当日一般情形，亦即极少数之巨富外，中级商人不可多觏，而商人之中坚分子，仍为小商。其原因为大小商人之间，其资金无联系。大商人多依赖政治势力，小商人之业务，则限于本人亲身之所经营。且所谓大商人者，仍有化整为零之势，前述蒲州王某，高陵王克伦，均系以其资金分割，任用多数之客商，使其各尽其力牟利，而非结构为一庞大之商业组合。此亦因当日法律上及社会习惯上，未具备此分工合作，厘定其各人义务，保障其各人权利之客观条件。纵使有近代股份公司式之商业组织出现，亦必因无相似之机构为之定货发货垫借赊欠而失败。

　　明代商人间商业机构最发达者，为徽州商人，在明末“彼此间发展了汇兑业务的汇票制度”《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页66~68。为山西商人，其经营情形，见于沈思孝之《晋录》，为研究中国近代商业者所必窥。其原文如下：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多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无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匄贷于人而道亡，贷者业舍之数十年矣，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则他大有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以为伙计，谓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则斯人输少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故有本无本者，咸得以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为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其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所以富者不能遽贫，贫者可以立富，其居室善而行止胜也摘录于多数著作，如《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页27；《山西商人の研究》，页266~267……以上两处商人，因其资金较流通，故持各处商业之牛耳。

　　但其进步之处，仍系相对的，即较各处资金全不流动之情况为活跃。其与现代化商业组织相比，则甚瞠乎其后。徽商之汇兑，仍赖现银出入，而非彼方存款，此方转借，尤未增加资金之数额。其得汇兑便利者为徽商，亦即一极小之乡里圈。山西商人确可将通常储存不动之资金活用。前述沈思孝之观察，恐仍有溢誉之处。然即使其所称全部确实，其能树立信用，利用富者款项以经商者，全赖个人操守及道德观念，此不能有普遍效力，亦不能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以民法及公司法之作保障者相提并论。沈文之更可注意者，则放债者为巨富，借款营利者为小规模之客商。其资本仍为化整为零，不能聚集高度发挥其运用。

　　因其缺乏庞大商业之组织，业务不能专门化，亦不能以巨额之商业资本为担保，引诱其他有居积者继续投资，并遂行大规模之信用借贷，亦即无法扩充银行业务(山西钱庄，实为票行，偏重于中国传统之汇兑业务，而不能发展为现代性之银行)。各小规模之客商，则既无力亦无意于其营业之现代化。诸如贷款与生产者以促进其制造，设立通信机构，组织定期船舶之经常航行，保障旅途安全，均非此等小规模客商之所能计及。巨商大贾则在此落后之商业组织中，愈能利用其政治特权，在短期内获大利。两者均与资本主义“萌芽”之趋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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