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

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1)

　　——李约瑟博士所称中国官僚主义的一个例证

　　李约瑟博士对中国人民的热情，数十年如一日。他将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特长及精彩的地方，作有系统的报道，著书盈栋。其提出思想史及科技史的例证时，引列详尽，下笔豪迈，久经中外人士推崇，毋待本人赘述。

　　可是李老博士治学与处世，还有他伟大的地方，乃是不耻下问，不持成见，真理所在，不怕得罪权门，不作人云亦云。他在1949年后，认为中国之所以采取社会主义的途径，乃是避免西方诸国工业革命时所产生贫富悬殊，多种社会病态的覆辙，因之首先表示同情。朝鲜战争期间，又竭力主持公道，以致为当日西方各国政府当局所不容，他多少年后，旅行讲学，还被限制，为笔者耳闻目睹。而李老博士对人民共和国几十年的施策，也并不是“一边倒”。例如1974年，国内所谓“批孔”运动，正在方兴未艾，他到香港大学讲学，就偏要提出孔子仁民爱物的伟大。用英文演讲还不算，他又用中文诵述明儒顾炎武的《论学》一段，以“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作结论李老博士讲稿发表于University of Hongkong Gazette，，，part 1.上述结论见于p73.。可见他对学术真实性的重视。这种观点不会因一时政治的风气左右动摇的。

　　同样情形下李老博士也不会对中国事物盲目崇拜。中国文化的优点固然值得赞扬；但是它的缺点也应当提出批判。譬如传统的方法治史，认为作史者笔下一行“褒贬”，则天下之至善与极恶，毫发毕见，泾渭分明，千古一律，实在是故步自封的看法。亦即是认为盈天地之道(这“道”有自然法规Natural Law的意思)统统在史籍的字里行间，罗列无余，也再用不着开辟途径；也再用不着推陈出新。李老博士曾以此与欧洲中世纪的思想相比，彼此都离不开“原始的假说”(Hypotheses of their autochthonous development)，是以束缚自然科学的发展Joseph Needham, The Grand Titration(London，1969)，pp241-242。

　　李老博士自己治学，可以渊博二字概括之。因之他的历史观，不是容易概述的。大凡有创造能力的思想家，在大刀阔斧的姿态下开怀立论的时候，常有自相矛盾的现象，马克思如此，卢梭 (Rousseau)如此，李公也有此趋向。但是这种矛盾并不是构思者在逻辑上举棋不定，而是眼光开阔时，逻辑的范围过小，已不适用。也等于康德 (Immanuel Kant)所谓“了解”(德文verstand)与“理解”(德文vernunft)不同。前者得自我们的视听与经验；后者则在人类经验范围之外，应属于神学的领域。我们即作假定(presupposition)，虽称客观，仍不离主观的色彩。李老博士自幼在基督教的影响之下长大，他当然不会放弃至美至善即属于神的立场。因之我们只能模仿造物，而不能因人力而自称已巧夺天工。即使是绝代才华的人物，在造物主前仍为凡夫俗子。可是李老博士也受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又觉得盈天地之至美至善，亦可以在一草一木之间，甚至在凡夫俗子一事一物之间发泄无余。所以他一方面认为真理为一切事物抽象的总和，带有合理性；一方面又认为真理不外日常生活中各种机缘间的一种美感。这矛盾的趋向，读者可以偶尔从李老博士的著述中窥之，而我们有机会和他接近时则更容易看出。

　　以上所述，已涉猎于人生哲学，超过本文预定的范围远甚。然则不提出，则本文写作的目的，无所交代。在作者的眼光中，前述矛盾，在大范围内则不成其为矛盾。亦可以说因其矛盾，更能与真理接近。因其渊博，故能容物。李老博士为科学家，可是没有放弃他思想的体系。他又皈依宗教，却不受硬性教条的束缚。今日中国企求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过程中，当应觉得效法李公之处至多。

　　笔者在大学攻读时，已读及李公著述。初与此公以书牍接触，事在1967年。当时前任哥伦比亚大学富路德教授(Prof L. Carrington Goodrich)缄荐，李老博士嘱于五六年间，往英伦一行，襄助其研究中国社会经济条件中束缚科学发展之处。这对笔者言之，实为天外良机。其唯一令人踌躇之处，乃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二和老博士其他著作提及“封建官僚主义”(feudal bureaucratism)一名词，和笔者所习所读不无径庭之处。因之与李公多次书面磋商。

　　李公不仅不以此种问题为节外生枝，反而指出他对这名词并无一成不变的看法，如果新研究能提供不同的说法时，他还愿意修改以前的观点李老博士致笔者缄，17 February，1970，李老博士着重于官僚主义，而不着重封建，则见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1956)，。像他这样一个世界闻名的科学家与著作家，又为皇家学会会员，竟在笔者一个无名小卒面前如此谦虚下怀，真令人叹赏无已。很多人学术上的成就不如李公至远，已经知过不改，一错就错到底，而且拒绝批评，还要拖其他人一同去错，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李老博士愿意修改自己以前的观点，也与以上所述各节相关。因为他写历史，不是一字褒贬。我们人类的经验愈丰富，则对自然法规的了解愈深切。修改 verstand，亦即是增进vernunft。《中国科学技术史》写至卷七，觉得以前卷二所用名词有修正的必要，乃是此书自创意至写作出版，至今将半个世纪，我们对世界的了解，业已前后不同也。所以与其指责其为矛盾，则不如叹赏其为渊博，《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亘20世纪中外学者对中国传统文物的看法，不是永远传之子孙，一成不变的看法。唯其保持因时修正的作风，则下一代及下一世纪的读书人更可因此书而推陈出新，因之而更能表彰此书与作者的伟大。我们之庆贺李公良辰，从此观点出发，则更能阐扬其意义之长远。

　　中国之封建制度，被译为feudal system，启始于日本学者，迄今已将近百年。当日译者对中国封建的设施已经含糊不明，而对欧洲之feudal system不可能更有深切的了解。因为欧洲feudal system之被称为feudal system起源于法国大革命之后。当日学者以此名词综合叙述中世纪一般政治及社会组织的特征，并未赋予历史上的定义Carl Stephenson, Medieval Feudalism(Ithaca，NY1956)，p1.。而缕列这些特征，也要待许多专家如Carl Stephenson及Marc Bloch的多方考证，他们的著作也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问世。所以以前称中国社会为封建，或为feudal，都只有概括笼统的意思，未可作为定论。

　　本文作者于1972年于剑桥与李老博士面谈之后，才知道他以前提及“封建官僚主义”乃是于1940年间留华时期，根据中国一般学者常用的名词袭用；有时也将此名词倒置称为“官僚封建主义”(bureaucratic feudalism)。所称封建，也只涉及当日君主专制的背景，带有守旧及落后的意思。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先提出此一体系的存在，以待日后的研究搜索。并未附和若干学者所谓人类历史无可避免的阶梯，尤未认为中国历史一定要和欧洲历史相提并论，也未曾预测封建这一名词，会在中国如此滥用。

　　1973 年，笔者尚在剑桥，前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现已退休之卜德教授(Prof Derk Bodde)来访李老博士。(兹后卜德教授也择居于剑桥两年余，对《中国科学技术史》作有实质上的贡献。)他也曾对此封建及feudal一问题，下过一番工夫卜德教授的论文为Derk Bodde，“Feudalism in China”，in Feudalism in History，(Princeton, N)，，并参见卷内编者介绍。。他们商谈之后，李老博士已决定卷七不称“封建官僚主义”，则另将创造新词。但是李老博士对笔者称，其为“官僚主义”，则为确凿，已无可置疑。

　　《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七问世有期，而笔者觉得如在此时阐扬李老博士的立场，在学术界及出版界必能引起领导作用。本文作者在1972年至1973年居剑桥一年，和李公日夕磋商之外，也于1974，1975，1977，1978及 1980年间多次聚首。而尤以1974年联名发表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Joseph Needham and Ray Huang，“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Hongkong)，12∶1-2(1974)，pp1-16；East and West(Rome)，New Series，24∶3-4(1974)，，在研究全文结构及措辞用字的时候，亲临謦欬，得益至多。可以说对李公的了解，较一般人为周密。可是这篇文字的写作，并未经李老博士同意，虽称洞悉李老旨意，仍是笔者窥测。所用资料也是笔者自己搜索，从明代史着手，只能代表笔者专注的兴趣，不足以网罗李老的渊博。可是也唯其如此，更能“借花献佛”。做寿辰文集的主旨，一方面在表扬受贺者的成就，一方面则由作者加以局部的创作，以代酒馔。这篇文章的旨趣如是，读者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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