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阁网 > 邓中夏 >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 | 上页 下页 |
第十章 上海日本纱厂大罢工(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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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的战术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在上海做职工运动,但是,总做不起来,做起来一点,便又覆灭。一九二二年冬,日华纱厂、英美烟厂与金银业的所谓三角同盟罢工失败以后,什么也没有,仅仅还保有很小一部分的印刷工人和机器工人,再加上一部分店员。“二七”失败的消沉期中,简直没法活动。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党方有相当的活动,开始参加丝厂罢工与领导南洋烟厂罢工。这次日本纱厂罢工之来,党当然认为是生死关头,于是由中央组织专门指挥这次罢工的委员会,指定李立三同志和邓中夏同志负总责,并命令上海党部全体动员,但当时上海党员人数非常之少,不过百余人。要领导这样一个规模伟大的罢工,不能不于罢工战术上去求胜利,我们这里略略叙及。 这次罢工可以说是突如其来,是群众自动的发动,而不是党预先的筹划。二月二日第八厂发动后,党才开始讨论,但那时党便紧紧地抓住这一个机会。但当时还不知道日本纱业亦发生恐慌这一回事(中国纱业恐慌当然知道)。罢工之时,正是纱价低落、美棉奇涨的时候,假使是中国纱厂,罢工一来,便有乘机闭厂的可能,然而日本纱厂究竟资本雄厚,足以维持,并且此时正是日本纱厂加紧打击中国纱厂的时候,自然不愿因罢工而闭厂。我们在罢工中,知道日本纱业恐慌时,就是如此估计,所以我们一直进攻到底。 罢工既由群众先行自动,所谓组织,仅仅只沪西工友俱乐部的七八十人,很显然的,罢工开始时完全是原始状态,劈头的一问题,就是如何领导群众,能有组织的作坚决的斗争。所以“激发士气”,和“稳定战脚”是目前当务之急。我们在这一点上花费不少气力。我们那时差不多每日一次群众大会,每日有几种新闻式的而且是俚歌式的传单。群众是切忌死板生活,所以每日必花样翻新,然后群众方觉得新鲜活泼而更兴奋,我们开大会不仅讲演,而且把群众编排起来,首先是各厂归各厂排队,举出代表来,组织代表会议,随后又由群众队伍中挑出若干人编成纠察队,立时教以简单的训练,派到各处守卫及在各要隘劝阻工人上工。这样一来,群众渐渐有了组织,而工会才能真实指挥。 虽然如此,如无新的生力军加添,群众必至感觉孤立无助而动摇。所以我们那时尽量扩大罢工,差不多罢工的前半期,每日必有新的工厂罢工加添,有些是自动的罢,有些是被煽动宣传而罢的。到后来罢工风潮波及于杨树浦,我们倒有一度迟疑,因为小沙渡与杨树浦一样是原始状态,如若兼顾,势必顾此失彼。但杨树浦工人迫不及待,情绪异常之好,我们也毅然决定罢了。因罢工一扩大,给此次罢工以巨大的影响。 再则就是取得外援,我们联络小资产阶级社会团体发起“罢工后援会”,慰劳,捐款,并请求舆论援助,因此群众更觉得势力不孤。 上海是流氓的渊薮,应付流氓亦是当时任务之一。就是工人中亦有不少的流氓,当时有力的工人领袖,不少是青帮洪帮,他们是有老头子的,罢工时自然不能不争取他们,必要时甚至还须请老头子吃吃茶,讲讲“抱义气”。因为罢工的口号是“反对东洋人打人”,流氓中多少有点民族观念,因此,亦有不少老头子表示赞助。自然罢工在阶级斗争中的意识格外明豁,原是青帮洪帮工人此时也不大听老头子的话了。如流氓明显破坏罢工时,群众不客气便以老拳奉送。在此紧张空气中,流氓有的变好,有的畏缩,有的反动被群众加以重惩,流氓亦起分化。 罢工工人在潭子口闹得太凶了,帝国主义在对河眼睁睁地无可如何,自然逼迫中国官厅取缔。群众每日开大会,练队伍,无人过问。忽一日,上海警察厅派来武装警察数百,蜂拥而至,将群众包围,实行解散群众,我们在墓堆上(因为墓堆就是讲台)大声高呼:“我们被东洋人压迫了。中国人不要压迫中国人!”群众和声如雷,声震天地,警察见群众气盛,只得退处一旁。 这次罢工的范围完全限于日本纱厂。中国纱业资本家因年来被日本资本排挤、压迫,积不相容,仇日极盛。我们看清了中日资本家冲突这一点,一面暗中散布空气,说这次罢工与中国纱厂是有利益的,中国纱厂应该起来帮助工人取得胜利,一面公开提出“抵制日货”、“日本纱厂搬回日本”的口号。此时中国纱业资本家确有利用工人报复日本的意思,他们居然用华厂工人的名义捐了一千元与罢工工人。这样一来,日本纱厂更恐慌了。 这里须说到我们一次的失策。罢工约十日,虽然日本帝国主义曾暗示小沙渡中国的商界联合会以街坊名义出任调停,但没有结果,罢工延长下去。打厂之事,工会认为可一不可再,约束群众不能再做。因为第一次做时或可乘其不意,攻其不备。如果再做非碰上钉子不可,有损锐气。但群众则不然,天天问工会:“喂!我们总是文对之,到底几时武对之?”有一天群众自动要求非要闯入租界不可,我们同志亦有主张非去不可的。我们当时对他说:“不可去,你要去谁负责?”那个同志说:“好!我负责!”这样,群众便如潮水般浩浩荡荡向租界冲去了,还没到租界口,中国警察上前拦阻,工人大愤,扭打起来。警察便乘机借口工人殴打警察,派出大队警察持棒打得工人落花流水,群众溃散,被捕者五十余人。邓中夏同志当日亦被捕。 调停与解决 但工人虽遭打击,却仍坚持如故,虽然潭子口的群众大会因受警察干涉不能再开,但却因社会舆论同情工人,故警察不敢封闭工会。故罢工之事,仍得进行。同时罢工工人因受了十余日的训练,已由原始状态进于组织状态。“听工会的命令”,这一口号已深入于群众脑中,因此得以支持。 至后,上海总商会出任调停。二月二十五日,日本纱厂代表与调停者总商会会长、交涉使、淞沪警察厅等共同商议,并约工人代表出席,当时工人代表提出条件是: (一)严禁殴打工人; (二)增加工资一成; (三)工资每两周发给一次; (四)回复辞歇的四十人之职务; (五)罢工期内工资照付; (六)公司规定奖励勤勉的工人,废止储金的制度; (七)无故不得辞歇工人; (八)释放被拘工人。 日本资本家对于上面的条件的解答是: (一)对于第一项,公司的日本人,对于中国的职工,是有同情亲切的态度的,公司方面,严禁殴打的事情,将来也与此取同样的方针。 (二)公司所给工资,比较中国厂与外国所营的工厂为多,所以不能增加。 (三)第三项无异议,公司正在实行中。 (四)辞职的工人,不能复职。 (五)第五项不能同意,但在罢工之初,曾声明上工者每日支付罢工期内工资三成。 (六)第六项职工略有误解,此种储蓄制度,与工资无关系的,是因增进职工福利起见,而任意赏给的。 (七)无理决不解雇工人的。 (八)第八项是工部局警察厅所拘禁的,释放工人,在公司权限之外。 日本帝国主义的答解真聪明,把工人的要求推得一干二净。上海总商会便出卖工人了,它以为第二、四、五、七及第八项不必提出,遂取消而以下列的条件代之: (一)不虐待工人,如有虐待情事,可禀告工场长,以待工场长公平的解决。 (二)工人复工者,可照以前的办法。 (三)储蓄奖金依公司规定,满五年者可以支付,中途退职由公司规定,如成绩佳良者照给。 (四)工资两星期一发。 最后的结果: (一)不许无故打人; (二)依照工作的勤惰增加工资; (三)不许无故开除工人; (四)发还储蓄金(原本公司押下的工资预备十年后发还的押金,如果工人被开除是不发给的)。 由这四个条件看来,可说工人完全失败,但在精神方面,工人是胜利的。因为罢工总算得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在工人看来,是由他们奋斗得来的。从此他们相信团结的重要了,相信工会了,于是加入工会的大大地增加了,数日之内,小沙渡由千人增加到六千人,杨树浦增加到三千人,各工会也产生了工会小组的组织。 “五卅”事件的导火线 工会仍在潭子口存留,由刘华同志主持。刘华同志便是在此次罢工中训练出来的,他原系一印刷工人,后来入上海大学附中做半工半读学生,在此次罢工中表现异常勇敢勤劳,而且善于鼓动,甚为工人所爱戴。此时,我们按各厂企业组织工会,如内外棉纱厂工会、日华纱厂工会、同兴纱厂工会、丰田纱厂工会、太康纱厂工会、公大纱厂工会等等;并于各厂设立工厂委员会(实际上即分工会,于是后来有同志误会说“工厂委员会中国早就有了”,其实它不仅无苏联工厂委员会的性质,抑且无西欧各国工厂委员会的作用),其下并按各工作处组织支部。从此我们在上海才立下一个空前未有的工会组织基础。会务发达,蒸蒸日上。 工会日益发达,在另一方面则引起日本资本家的恐慌,他们以为如果任工人这样下去,那么,那将来的祸患是不堪设想的。厂中纠纷又层出不穷,工会硬出头代表工人利益与厂家交涉。工会的用意,是这样办成习惯,即使工会在条文上未得到明白的规定,但在事实上已被厂家所承认。日本资本家于是决心反对工会了。五月七日那一天,会集了日本纺织同业会,商议取缔方法于下: (一)主义者指挥工会,强制劳动者加入,每为惹起斗争的原因,所以日本纺织同业会,不能承认;若职工有所要求,可直接提出于工厂,不能组织工会。 (二)若因此决议,而工会唆使工人罢工者,同业会决取强硬的态度,处置工人,并可锁闭工厂。 (三)关于第二项决议,当十分取缔工会的活动,与上海工部局及中国官厅交涉。 工人知道后,内外棉第三第四厂工人首先不服,发生罢工,第八厂也略有波动,但工会知道时机不好,叫工人在此时期内只能取怠工的方法(怠工的方法很多,如做得慢,做得坏,损坏机器,损坏货物等都是),不用罢工的手段,所以十一日无条件复工了。日本资本家方面从此益加强硬,以为如不开除不良分子,那么劳资争议事件总是不会停止的,五月十四日第十三厂开除工人两名,因此引起工人第二次罢工,到第二天,第五厂响应,第七厂发生枪杀工人顾正红的惨剧,于是成为“五卅”事件的导火线,以至于激起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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