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十章上海日本纱厂大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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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上海日本纱厂大罢工(1)

　　（附青岛日本纱厂大罢工）

　　日本在华的纺织业

　　日本在华设立纱厂，是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经济侵略的一个有力的手段。它在华设厂的原因：一、是因中国有廉价的劳动力；二、是不要纳付关税，便可将生产品卖给中国人，以占取中国的市场；三、中国残酷的军阀政治，绝对禁止工人的集会及一切政治自由，而且在租界内更纯然是外国政府，对待中国“下等人”可以用对待牛马的法子。这都是日本资本家在他们本国求之不得的。所以日本资本家乐于在中国开设工厂。

　　一九二五年，日本在中国境内的纱厂共有四十一家；在上海有二十七家，在青岛有九家，在满洲有五家，总共用中国工人八万八千余人：在上海约五万八千人，在青岛约二万二千人，在满洲约八千人。与中国本国纱厂相比，日本纱厂数与雇用工人人数皆占三分之一（华商纱厂七十六家，雇用工人一十五万八千余人；英国纱厂三家雇用工人二万人）。这可以看出日本纱业在中国的势力，特别在上海更为庞大。

　　并且日本纱厂差不多是国家资本，譬如内外棉株式会社总共有一十九个工厂，在日本的仅只三厂，其余的在上海有十一厂，青岛三厂，满洲两厂。所谓“内外”即指国内国外而言。这样一个雄厚的国家资本企业（就是其余的日本纱厂亦有国家银行做后盾），幼稚的华商纱厂那里是它的敌手！所以欧战时中国民族纱业本有一度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敌不过日本资本之竞争与压迫，到一九二二年以后，便发生剧烈的恐慌，中国人自己办的纱厂，有许多被日本人吞并了去。这也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在那个时期发生反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的高度情绪的原因。

　　日本资本家对于中国工人的压迫

　　日本纱厂对于中国工人非常苛待，不打即骂，惨无人道，甚至打死童工的时候都有。工作时间是日夜轮班，每班十二小时，夜工并不加钱。工资很低；最少的只二百余文一天，合银币不过一角。工人住的房子，是三四家甚至七八家合住于一间小屋，重床叠架，隔以薄帏，吃的是喂猪的食料。甚至于厂中还有这样的情形，大便也受限制，须领照牌方能去大便，但五百人用二个照牌。另外还有一种“储蓄费”，每月在工资里扣除，但工人死伤疾病的时候，却并不发还，只有每月另发很少的“储蓄费”（俗称“红簿子赏”），然而差不多个个工人每次领工资时，都要被厂里借故克扣，结果所谓“储蓄费”仍旧扣去。再则其中童工女工很多，所受欺压更甚：成年男工总要比较强硬些，因此，厂里更有一个极奸狡的阴谋，另外专养一批男女幼童叫做“养成工”，平日施以奴隶教育，等到长成之后，便想一批一批的将他们调换成年男工，把那些“不安分”的成年男工开除出去，使全厂都是些自己养成的女人小孩子，可以随便虐待剥削而不反抗。这次罢工，便是因为有一厂开除一批男工，将“养成工”去替调，并且拘捕工人代表所引成的。

　　罢工的爆发

　　在一九二四年的夏季，我们在小沙渡办了一个工人日夜校，不久便成立沪西工友俱乐部，由孙良惠同志主持。成立数月，加入的不过七八十人，但都是各厂先进分子。我们在此地也发展初步的党的组织。

　　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内外棉第八厂因粗纱部男工整批被厂家开除，自动罢工（俗称“摇班”）。我们知道了，劝工人暂行停止，先去领取工资。四日等工人到厂中去领工资，日本人不但不给工资，并且又拘去工人的代表。工人们忍无可忍，遂一致罢工。沪西工友俱乐部向厂家提出的条件是：一、以后日本人不准打人；二、增加工资二成；三、第八厂辞退的工人须完全复工；四、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五、罢工期内工资照付；六、以后职工非犯通奸斗殴等事者，不得无故开除。当时把这条件并做成传单发给各厂工人。厂方面当然置之不理，并布置侦探，陆续捕去工人活动分子，工人愈愤，二月九日大罢工遂爆发了。

　　内外棉第五厂东西两厂首先发动，九日下午当日夜班换班的时候，工人高呼“摇班”蜂拥而出，厂中即将厂门关闭，群众则将巨木碎门而出，或爬墙而出。出来之后，即渡浜（小溪）到潭子口田野间集合（此地为中国地界，为一荒僻旷野，仅有田舍数家，与租界一水之隔），开群众大会，并有各厂夜班工人亦在半路闻讯随同参加，约万余人。首先一杆白布大旗，就是“反对东洋人打人”。群众异常兴奋，在我们热烈演说中，工人将其头上之帽撕毁掷地，加以脚践，大家说：我们中国人不戴东洋帽了（按此帽为厂中所发）。我们当即宣布纱厂工会成立，并叫群众听工会的命令，明日仍来开大会，群众欢呼赞成。当即组织队伍在各路口劝夜班工友勿去上班（俗称“拦摆渡口”又称“断口子”），工会连夜办公。

　　罢工的蔓延

　　影响所及，九日晚，第九、第十三、第十四厂继续起来响应罢工。十日，第三、第四厂亦罢工，还有几个未罢工的，于是群众自动带队“打厂”，公然又打下几厂，相率罢工（这是上海一特别现象，此厂罢工，彼厂工人本欲响应，但不敢发动，希望已罢工者前去打厂，一打便罢，此风传染至今，尚未完全停止）。十二日，曹家渡的丰田纱厂亦自动响应。后来这种影响传到杨树浦，又有数家日本纱厂罢工。总计罢工者有二十二厂。小沙渡方面，为内外棉共十一厂（所有内外棉在上海之厂全罢工）、日华全厂、同兴两厂、及制麻布袋一厂，曹家渡丰田一厂，杨树浦方面为大康两厂、裕丰一厂、公大一厂、东华一厂。参加人数共四万余人。在上海日本纱厂，只有浦东的日华两厂与杨树浦的上海纱厂三厂、东华两厂共七家未波及。总而言之，在上海的日本纱厂差不多都要转入漩涡。

　　日本帝国主义的胆战心惊

　　在上海发生这样一个破天荒的伟大罢工，自然出乎日本帝国主义意料之外，真使得帝国主义胆战心惊。

　　初起时，日本“小鬼”还只利用豢养的包探诱捕工人中的活动分子，但工会系在对河华界，不在租界，他们无计可施。有些包探混过来时，反被工人发觉，饱以老拳，因此包探相戒不敢再来。

　　日本“小鬼”再来一计，收买所谓“上海工团联合会”这一班工贼，以援助名义前来参加，并用“反共产主义男女劳动同盟”大发其传单，骂共产党，但革命情绪异常之高的群众，哪里相信那些鬼话？工人气势汹汹，赶着追逐，那班工贼也不敢来了。

　　于是日本“小鬼”就放谣言：一面说此次罢工是中国资本家从中挑拨和资助，一面又说此次罢工是赤化，是受了苏俄的津贴。总而言之，他是一方面想借这些谣言和其他帝国主义结成联合战线，共同对付中国人，一方面则借赤化谣言，威吓中国军阀压迫工潮。不过帝国主义虽然一致，如租界巡捕房确实每天在帮日本人捕拿工人。但群众都在华界，他们无可奈何。至于中国官厅均奉系军阀，初至上海见舆论同情工人，亦不敢公然断行压迫。

　　日本“小鬼”急了，一面由日本调来几艘军舰来华实行武装示威，一面由日本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国际交涉。于是劳资争议一变而为国际交涉。惟此时全国国民会议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气焰正高，段祺瑞政府亦不敢公然袒日仇民，又无多大效果。

　　此次罢工的确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寝馈不安，上海“日本纱业联合会”天天会议应付，上海日本报纸天天宣传，是不用说；甚至于惊动了日本本国纱业界，不断地派人来华援助，后来连日本纱业联合会总领袖亦不得不亲自来华了。

　　总一句话，此次罢工造成一个震动远东的严重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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