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八章职工运动消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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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职工运动消沉期(1)

　　“二七”失败后之残破局面

　　“二七”惨变后，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受到这样浩大的损失，无疑的要转到一个消沉期。我们现在来检查“二七”惨变所遗留下来的残破局面。

　　京汉路和武汉三镇的工会，不用说是完全被封了，其他各路工会也由公开的而转为秘密的，当时尚称完好的只有广州和湖南。

　　“二七”失败，死者、伤者、入狱者、逃亡在外者既那样众多，书记部此时的当前责任，便是救济问题，这种救济事业，有极重大的意义，不但直接安慰被难者，实亦间接安慰全体工人。书记部一面在国内募捐，一面派人向世界的赤色工会要求援助，并组织专门委员会，经过京汉铁路总工会驻沪办事处，以其捐款散发被难者。

　　就全国情形而论，此时工人阶级确已陷于消沉状态，虽然有少数零星的自发的罢工，甚至还有千人以上的罢工，如上海三月中之恒大纱厂一千余人的罢工，装订工人一千五百人的罢工，五月中之皮箱业工人一千余人的罢工，六月中之豆腐作数千工人的罢工，十一月中之漆匠四千余人的罢工等。但无论如何，这些罢工一大部属手工业工人，且多数失败，故给予当时的影响是不大的。

　　硕果仅存的安源工会

　　在此消沉期中，特别出奇的要算安源路矿[8]工人俱乐部，真为“硕果仅存”。

　　一九二二年，湖南工人运动就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猛烈地开展了起来，使得赵恒惕对于工人不能不稍为和缓，所以“二七”失败后，各地工会（广东除外）都遭封禁，而湖南却一时尚能支持，一九二三年六月二日至四日，长沙市民举行收回旅大示威（旅顺大连湾原租给旧俄，日俄战后转给日本，到此年租借期满，故当时各地有收回旅大运动），日本兵舰水手枪杀码头工人，全市工人曾举行一次抗议惨杀的总罢工，由此可见当时湖南工人虽处防御地位，而其势力尚得公开存在。直到这年冬季十一月三十日，水口山工人罢工失败以后，湖南职工运动才完全进于秘密状态，因为赵恒惕不仅以铁血摧残水口山工人，连带亦以强力封禁湖南所有的工会。

　　但安源煤矿，那时却好似工人的“世外桃源”。工会仍旧巍然独存，本来“二七”惨变后，安源路矿局亦接北京交通部来电，嘱其封闭工会，但路矿局不敢下手，其原因是安源工人势力集中，产业又极重要，工人组织力与战斗力亦相当丰富，若封闭工会，无疑的必遭到工人决死的反抗，于矿山生存实有重大危险。路矿局方面深明于此，故不敢遽尔压迫；而工会方面亦极十分注意防范，所以能一直支持下去而不溃。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此时期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有两点值得指出：

　　（一）真正打破包工制。安源煤矿包工头的收入，真是骇人听闻，工头从工人身上剥削所得，超过工人工资一倍以上，甚至有超过三四倍的，工头每月收入有银洋七八百元者，有上千元者。工头每月收入如是之丰，欲其相安无事，势必须分与职员若干以塞其口，工头与职员双方勾结，一方面尽力剥削工人，一方面又做“吃点”、“买空”、“做窿”、“买灰”等弊（“吃点”就是工头向矿局领取三十人的工资，而只雇二十人，其余十人的工资即归工头腰包。“买空”就是如出产只九百吨，而工头虚报一千吨，此一百吨之价值即归工头吞没。“做窿”就是工头扣发做窿应用之材料与人工，使窿湫隘难行，而工头向矿局虚报，从中攫取利益。“买灰”，该矿设有化验处，特延化学专家任其事，每日出煤必经化验，燐灰轻者奖，重者罚，灰定分数。工头为求奖免罚起见，便贿买化学专家，金钱一到，燐灰立减，不爽毫厘）。一九二二年九月安源罢工胜利以后，工头职员不能剥削工人了，于是密谋破坏工人俱乐部，被工人所知道，加以重惩，此时工人俱乐部更进一步废除包工制，改为合作制，议定合作条约，工头每月工资自十元起至三十元止，工人工资照罢工时条约不改，其余各项消耗费，归合作账内开支，所得红利，工头占百分之十五，管理处占百分之五，余百分之八十由工人平分，真的，这样一来，该矿二十年来的包工制被打破了，不仅使工人不受中间阶级的剥削，并且为矿局廓清积重难返的弊病。

　　（二）建立自下而上的代表会议制度。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基本组织，是十人团，选举十代表一人，再由十个十人团选举百代表一人，每工作处选举总代表一人。总代表会议（总代表五十一人）为俱乐部最高决议机关，百代表会议（百代表一百三十一人）为俱乐部复决机关，十代表会议（十代表一千三百八十二人）则听俱乐部之报告。至于全体部员大会，一年开一次，如有要事，临时召集，再由百代表会议选举主任四人（总主任一人，窿外主任一人，窿内主任一人，路局主任一人），组织主任团，总理俱乐部一切事务，主任团下设干事会，为俱乐部办事机关，这种组织，可说是议会制与苏维埃制的混合组织，诚有可议之处，但无论如何，当时该矿全体工人，是已经完全组织在一个严密系统之下。

　　安源工人俱乐部当时确有很多的成绩，最大的为消费合作社、工人教育等，可惜这里为篇幅所限，不能详述了。

　　共产党内的取消主义倾向

　　“二七”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内发生右倾的取消主义，代表人物就是现今共产主义的叛徒陈独秀，陈独秀从“二七”失败所得的结论是工人阶级没有力量，于是他的整个机会主义的理论就在此时完全形成了。我们这里不能详细说到整个陈独秀主义，而只就其与职工运动有关者略略提及。陈独秀说：“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9]又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又说：中国工人阶级“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不感政治的需要，并不脱离神权帝王之迷信”，所以他断定：“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10]这样，陈独秀把资产阶级恭维得很高，把工人阶级看得一文不值，不用说应用到实际工作上便是取消职工运动。不仅取消职工运动，他当时还主张取消共产党呢！他当时公开的说：“混蛋的中国，便有混蛋的无产阶级。混蛋的无产阶级便有混蛋的共产党，共产党不该早成了几年，所以弄成一个三不象的共产党。”真的，陈独秀此种观点是得到一部分中央委员的拥护，于是另一中央委员就说：“劳动运动吗？这一名词根本不能成立，现时只有一个国民运动，即是要劳动运动也只能与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量齐观，而共同的隶属于国民运动之下，做国民运动之一部分。”在这种取消主义的观点之下，无疑的中国职工运动要遭到巨大的不幸。真的，“二七”失败后差不多有一年，陈独秀的中央，实际上对于职工运动不闻不问，或者怠工。

　　陈独秀这种叛卖阶级的取消主义的观点，曾受着抵抗的。比如邓中夏当时在《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以及党报上，就曾经作文章批评过这种观点，在党报上而且是指出这位“家长”陈独秀的名字公开批评的。

　　陈独秀的中央，对于职工运动的取消主义的倾向，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五月共产党的扩大会议上，才纠正过来，也就是从此以后，共产党对于职工运动才重新又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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