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七章京汉路大罢工——“二七”惨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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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京汉路大罢工——“二七”惨杀(4)

　　惨杀以后

　　江岸惨案发生以后，武汉工人无不悲愤填胸，武汉工团联合会当晚即下罢工命令，计实行罢工的，有徐家棚铁路，汉阳钢铁厂，汉冶萍轮驳，丹水池，扬子机器厂……等工人（电灯，电报，自来水，因准备便遭压迫，未罢成）。萧耀南宣布特别戒严，各帝国主义海军亦全数登陆，市面极其恐怖，形势甚为严重。延至九日，罢工情绪日非，工人战线已被军阀击破，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武汉工团联合会乃联名下复工令，劝工人忍痛复工，准备再举，复工命令的要点如左：

　　“我们的敌人既用这样大的压力对付我们，我们全体工友为保全元气以图报复起见，只好暂时忍痛复工。本会深知昨日各业工友因敌人袭击，痛哭流泪者不知凡几，切齿痛恨者不知凡几，愤不欲生者不知凡几，但本会极希望我亲爱的工友镇静忍痛，不因此灰心，不因此出厂。须知吾人此时惟有忍痛在厂工作，才有报仇之日。杀吾工界领袖林祥谦之仇誓死必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誓死必争，军阀官僚中外资本誓死必打倒，唯其如此，所以我们忍痛复工，才有以后的种种办法。”

　　“二七”惨杀以后，军阀用军队捆绑工人强迫上工，不上工处以严刑。虽然如此，但工人终未完全复工，至接总工会劝工人忍痛复工命令后，方开始恢复工作。

　　这次罢工，被军阀以铁血镇压而失败，当时死者四十余人，伤者数百人，被捕入狱者四十余人，被开除流亡在外者一千余人，是中国职工运动上最大的损失。

　　各路及各地工会的援助

　　这里须得略为补述各路及各地工会援助的情形。原来各路代表离开郑州时，便相约如京汉罢工三日不得解决，即实行同情罢工援助。这个公约可说是实现了。

　　道清路　二月一日郑州大会，该路工会派五人前往庆贺。代表回去后，报告经过。该路决定与京汉同时罢工。他们支持九日之久，方才复工。

　　正太路　二月四日京汉罢工，该路工人召集群众大会，议决七日即举行罢工。此时火车房尚未加入工会，但接工会传单后，亦纷纷到工会要求加入，愿取一致行动。七日正午果然罢工。曹锟由保定派往一旅军队，工人不为所慑。八日，该路还不知“二七”惨变，京汉虽然开车，但全为军人来往，故不相信京汉失败。于下午三时召集大会，决议“非接到京汉总工会开工电报决不复工”。九日晚京汉路正定分会派人通知，谓京汉工潮已被武力压迫上工，请贵会明日复工，免遭意外，该路方于十日复工。

　　津浦路　津浦路工会此时尚未一致。该路浦镇工会代表，自郑州回到本路径赴天津、沧州、泰安、德州各站下车，拟联络各路一致罢工，因此迁延时日，于十三日方开始由南段罢工，此时还不知京汉路　已被武力压迫上工，后来消息证实，遂宣布复工。

　　粤汉路　八日与武汉各工会同时罢工，亦被军队压迫上工。

　　京奉路　本拟七日罢工，因经费问题一时未解决，拟等数日支领双薪后再行发动，不料他们的计划为铁路局看出，派军队监视工人，旋京汉路复工消息到来，遂未罢工。召集全路代表会议，对京汉事件，议决善后办法六条并开“二七”被难烈士追悼大会。

　　京绥路　该路代表尚未从郑州回到本路时，吴佩孚便已电致该路军事长官，若工潮发生即以武力解决。于是工会行动完全丧失自由。三日，代表归后，召集秘密会议，于七日召集全路代表会议，但京汉路失败消息已至，故同情举动，也就停止。

　　除各路之外，其他各处援助运动亦不少，这里只说两个大的城市。

　　北京　北京电气工人曾暗中准备罢工援助京汉，迄未实现。但北京市民却有过大的示威游行运动，并组织京汉罢工后援会，向政府提出六项要求。“二七”惨杀以后，北京又举行五千余人的追悼大会。

　　上海　“二七”惨案传到上海后，当地各工会开会援助，准备罢工，上海护军使何丰林宣布戒严。吴佩孚恐何丰林力量不足，派其副官到上海，协同防卫。租界内帝国主义防卫更严。罢工未能实现。

　　这次罢工的教训

　　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给予中国职工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首先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不能在北京立足，部址被查抄，职员被通缉，逼不得已不能不迁往上海。北方各铁路工会及武汉工会一律被封闭，领袖被通缉。两年来共产党所惨淡经营的工会组织，除广州湖南尚能保存外，其他各地皆完全倒台。中国职工运动从此便进入于消沉期了。

　　这次罢工的教训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还是当时没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总参谋部，如果工人阶级没有它自己阶级的政党共产党，那么工人阶级要得到解放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第三章便已经说过当时做职工运动的同志有一极大错误，便是没有在工会中发展党的组织。京汉铁路总罢工无疑的是共产党所领导，然而亦只有高高在上的领导，而下层群众中很少共产党的作用。总计当时铁路工人的共产党员不到五十人，这样一个渺小的数目，如何能够指挥那样广大的群众！

　　再则就是工会组织还未完善。各站工会虽然都组织起来了，但多半还是草创，自然说不到如何严密。

　　的确，假使当时有强大的共产党和严密的工会组织，势力虽不足抵敌持枪带炮的军队，也不至受摧残到如此地步。

　　至如罢工本身亦有几个缺点：

　　（一）对于武汉总罢工准备不充分而且发动太迟。武汉总罢工应该在京汉罢工之第二天至迟第三天便应实行，这样才能给京汉路巨大的援助，“二七”惨杀发生以后方宣布罢工，实行太迟了，一方面敌人此时已经准备好，另一方面工人亦已表现恐怖；因此，武汉总罢工以致不能发动更宽广的群众。这为事实所证明了的。至于九日下复工令，这倒是很对的。

　　（二）对于兵士没有进行工作。那时我们对于兵士运动的确不懂，工人对于兵士还是仇视的态度，因此军阀得利用军队枪杀工人。

　　（三）没有占领电讯机关。罢工后，工会方面，南北完全断绝消息，倒是军阀得利用电报电话调兵遣将，准备屠杀工人。再则电报电话司机生，虽是员司，但所得薪水极低。工会方面当时未对司机生做相当联络工作，因此司机生竟未丝毫帮助工会。也因没有占领电讯机关，以致消息不灵，总工会事实上只指挥了江岸一处，各站都是各干各的。假使当时工人没有“不得总工会命令不上工”的信念，罢工还不能有如此坚持。

　　（四）共产党政治领导的错误。从前共产党利用吴佩孚势力反对交通系，虽然在组织工人的初期，因为有六个暗藏的共产党员做了全国铁路的密查员，得以顺便到各路各站活动联络，开始找着线索，但是在政治的立场上，对于吴佩孚亦因此而明显了，就是劳动立法运动之中，已经显露这种弱点。等到“二七”屠杀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的宣言之中，居然说：“所以中国共产党前此无须戳穿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只望京汉各铁路工人，极力进行工会的组织，一步一步成就劳工阶级的势力与使命……”这真正是可耻到极点的机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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