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民运动|邓中夏

论农民运动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我认定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是工人、农民和兵士。我已把工人运动说过了，现在说农民运动。

　　中国的经济基础，大家都知道差不多完全是农业，那么，中国农民应该至少要占全国人三分之二，不须统计，我们可毫不犹豫的断定了。这样一个占全人口绝对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在革命运动中不是一个不可轻侮的伟大势力吗？是我们青年革命家所可忽视的吗？

　　固然农民的思想保守，不如工人之激进；农民的住处散漫，不如工人之集中，在理论上讲，农民革命似乎希望很少；但是我们如从实际上看，中国农民在这样军阀征徭，外资榨取，兵匪扰乱，天灾流行，痞绅鱼肉种种恶劣环境的当中，生活的困苦，家庭的流离，何时何地不是逼迫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所以我们敢于断定中国农民有革命的可能。

　　俄国的革命，列宁等得农民的帮助不小；土耳其的革命，基玛尔等得农民的帮助不小。这些为我们眼面前的事实，都可以证明我们的相信和断定没有丝毫的错误。

　　就是中国向来带兵的，都愿意招募乡间的农民为兵。他们以为只有农民的心地纯洁，性质诚挚，耐劳不偷懒，勇敢不怕死，比口岸上的无业流氓，靠得住得多。曾国藩从练乡团到平洪杨止，和他同辈幕僚说起，必殷殷以募农为兵可靠为嘱。现在高明一点的军阀，如冯玉祥等，亦颇知此义，极其重视这一点。他们这利用农民为他们挣扎高官厚禄的工具，固然是惨无人道，违背公理，但是农民潜藏革命性和有种种特长，已是给他们证明无余了。我们为什么让农民给军阀召募去当炮灰？为什么不唤醒农民为国民自身利益的革命而奋斗？即此一端，可证我们要做农民运动是刻不容缓的事了。

　　况且中国农民年来因为上文所述的种种环境的逼迫，发生了不少的抗税罢租的运动。如前年浙江萧山的农民，去年江西萍乡的农民，和最近江西马家村的农民，青岛盐田的农民，广东海丰的农民，湖南衡山的农民，都曾“揭竿而起，挺身而斗，痛快淋漓的把他们潜在的革命性倾泄出来”。他们不仅是敢于反抗，并且进一步而有农会的成立，把散漫的群众都集中在一个组织与指挥之下。这样的知能与勇气，恐怕进步的工人也不能“专美”罢。这些事实，都是在全国报纸上记载得明明白白，当然不是可以捏造得出来的。

　　由此可证明中国农民已到了要革命醒觉时期了，如果青年们象俄国“沙”时代的知识阶级一样，高呼“到民间去”，为之教育，为之组织，恐怕将来农民运动，比现在完全由农民自动的奋斗，还要来得“有声有色”些罢。

　　有人说，“中国农民不能和俄国农民相提并论，因为俄国有大地主，实行农奴制度，后来政府虽下令把农民解放了，实际上不过由大地主的锁链中，改套在政府的锁链里，仍然是得不到面包；所以彼得格勒大罢工，农民便全国风动附和着，烧杀地主，捣乱官廨，无处不骚乱暴动了。若中国则不然，想要农民和俄国农民一样的愤激和奋斗，是不可能的，所以希望农民能革命是很难的”。是的，此话不差，但是我要问为什么土耳其亦无农奴制度，却全国都跟着国民党首领基玛尔起来革命，把希腊军队驱渡君士但丁海峡，把英、法势力排出本国领土以外，把土耳其恢复成整个儿民族独立的国家？所以农民运动对于革命的结果，其方式虽各国有不同，然而农民群众其有裨于革命事业之成功则一。况乎中国虽无农奴制度，然而农民所受经济上政治上的痛苦，即如上文所述的五端，已经够受了，并不比俄土农民所受苦痛的分量还轻呢。

　　我可敬畏的青年呵！“到民间去”是我们唯一的使命呵！至于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应取的方针，我下次再和诸君一谈罢。

　　署名：中夏

　　（原载《中国青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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