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献于新诗人之前|邓中夏

贡献于新诗人之前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我们不反对新诗，我们不反对人们做新诗人，我们是反对人们这种不研究正经学问不注意社会问题专门做新诗的风气，我在本刊上两期“新诗人的棒喝”里已经声明了。不仅如此，只要是新诗人不专门做“欣赏自然”“讴歌恋爱”“赞颂虚无”这一类没志气的勾当，我们除希望他们研究正经学问和注意社会问题以外，还希望他们真能做一个有价值的新诗人。所以我现在很诚诚恳恳的向他们有下面一些意见的贡献。

　　我们承认人们是有感情的动物。我们承认革命固是因生活压迫而不能不起的经济的政治的奋斗，但是儆醒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自觉，和鼓吹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勇气，却不能不首先要激动他们的感情。激动感情的方法，或仗演说，或仗论文，然而文学却是最有效的工具。诗歌的声调抑扬，辞意生动，更能挑拨人们的心弦，激发人们的情绪，鼓励人们的兴趣，紧张人们的精神，所以我们不特不反对新诗人，而且有厚望于新诗人呢。

　　不过现在的新诗人实在太令我们失望了。他们几乎是“不知有汉，遑论魏晋”，不明白自己所处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和环境。他们对于社会全部的状况是模糊的，对于民间的真实疾苦是淡视的；他们的作品，上等的不是怡性陶情的快乐主义，便是怨天尤人的颓废主义，总归一句话，是不问社会的个人主义；下等的，便是无病而呻，莫明其妙了。他们又不怕丑，急于求自己作品的表现，不是出一本嫩绿……的杂志，便是出一本渡河……的专集。全中国的出版界，差不多完全把他们这一类无谓的作品充塞了；全中国的思想界，差不多完全把他们这一类混蛋的头脑搅乱了。若长此下去，民智日昏，民气日沉，亡国灭种，永不翻身，这不是此辈烂羊头的新诗人之罪吗？

　　但是我们终以为这不过是青年们一时迷惑的现象，我们终以为他们必有醒悟和改正之一日。现在我不揣简陋，写出几种意见，贡献于新诗人之前。

　　第一，须多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外人自侵入中国之后，做了不少宣传，说中国人是野蛮民族，是贼种，性质如何卑劣，习惯如何腐败，道德如何堕落，自经“拳匪之乱”，他们更振振有辞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性不良的铁证了。一般吃洋饭放洋屁的留学生和西崽，更是推波助浪说中华民族性果然如洋大人所云。中国人民因知识不如人，机器不如人，政制不如人，经种种失败，受种种苦痛，也不期然而然的自视实有不如洋族的地方，于是颓然的自暴自弃起来了。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一个民族的心死了，而欲图民族之自存，行得吗？况且洋族的民族性，不见得比我们高尚或且比我们还低下，本刊已经屡次指出。所以我们要做新诗人的青年们，关于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要特别多做，儆醒已死的人心，抬高民族的地位，鼓励人民奋斗，使人民有为国效死的精神。文体务求壮伍，气势务求磅礴，造意务求深刻，遣辞务求警动。史诗尤宜多做。郭沫若君颇喜用古事做新诗新剧，这是对的，有人讥诮他“迷恋骸骨”那就未免“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了。不过郭君所作，如“孤竹君之二子”，如“女神”等等，命意为我所不赞成；假如他的作品，尽像“棠棣之花”，那就好了。所以我对于郭君技术上大体赞成，而思想上却希他更进步。

　　第二，须多作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社会要改造，只要是尚有一分人心的人，没有哪一个肯于忍心反对而不赞成的了。不过赞成社会改造的人，要求不甚剧烈，进行不甚猛勇，努力不能延续，此其故就是他们对于社会生活的丑恶，没有深刻的认识。如果新诗人能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彻底露骨的将黑暗地狱尽情披露，引起人们的不安，暗示人们的希望，那就改造社会的目的，可以迅速的圆满的达到了。如戴季陶君“阿们”一类的诗宜多做，只有这一类的诗，才可歌，才可泣。

　　第三，新诗人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如果一个诗人不亲历其境，那就他的作品总是揣测或幻想，不能深刻动人，此其一。如果你是坐在深阁安乐椅上做革命的诗歌，无论你的作品辞藻是如何华美，意思是如何正确，句调是如何铿锵，人家知道你是一个空嚷革命而不去实行的人，那就对于你的作品也不受什么深刻地感动了，此其二。所以新诗人尤应从事于革命的实际活动。如摆龙投身帮助希腊革命，他的“哀希腊”一诗，风行全球，脍炙人口。真令人读之，引起无限的感慨和勇气。如汪精卫身入北京刺杀摄政王被捕下狱，他的狱中杂诗中有云“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懔懔有生气，真令人读之，“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了。不才如我，既不配称为诗人，更不配称为革命家，忆三年前过洞庭有一诗，其辞云：“莽莽洞庭湖，五日两飞渡。雪浪拍长空，阴森疑鬼怒。问今为何世，豺虎满道路，禽猕歼除之，我行适我素”。“莽莽洞庭湖，五日两飞渡，秋水含落晖，彩霞如赤炷。问将为何世？共产均贫富，惨淡经营之，我行适我素”。此诗虽极幼稚，然而当时颇有朋辈为之感动，亦因我当时投身实际活动的原故。

　　我上边向新诗人贡献的三条意见，或者为高明的新诗人付之一笑亦未可知。因为高明的新诗人，认为文学就是目的，文学家尽有他“艺术之宫”的领域，是至高无上的；他们必以为我这种以文学为工具的贡献，真是浅薄而且卑陋极了，和他们的“新浪漫主义”“为艺术而求艺术”的高尚信条，绝对不相容。虽然，不论他们如何鄙视我的贡献，但是我却仍然是诚诚恳恳的希望他们接受我的贡献呢。我只相信中国需要这样的新诗人。

　　署名：中夏

　　（原载《中国青年》第10期）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