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的使命|邓中夏

上大的使命

　　上大的使命(1)（一九二三年）

　　如有人问我们的教职员：“你们为什么要办上大”？我敢断定至少十分之九的教职员会这样回答：“为建国。”如有人问我们的学生：“你们为什么要进上大？”我也敢断定至少十分之九的学生会这样回答：“要建国。”

　　何以见得？上大的经济状况，在国中的各大学比较起来，我们不自讳也不必讳承认上大是一个穷而又穷的学校，所以教职员的薪水，有的是完全尽义务，一文也不拿；有的为维持生活，亦只拿到很少的数量，还比不上一个高等机器工匠的工资；有的原在别校拿到很多的薪水，却情愿抛弃了来上大吃苦；有的原有别项职务，收入已丰，并且没有余暇，却情愿多吃辛苦来上大兼课。据此看来，这三四十个教职员如果不为建国的目的而来，试问是为的什么？上大的声望地位，在国中各大学中比较起来，我们不自讳亦不必讳承认上大是一个微乎其微的学校，他既不象国立大大学毕业了可以图一个出身之阶，也不象教会大学毕业了可以谋一条出洋之路，有何好处，可广招徕。然而在这一年当中，有的学生是从偏僻省份赶来的，有的是从海外归来的，有的脱离有名大学（如北大）来的，有的情愿不考别的有名大学而来考上大的；学生人数现已超过原有人数三分之二以上。据此看来，这几百个学生如果不为建国的目的而来，试问是为什么？

　　我们在这国际压迫和国内扰乱的时代和环境之场合中，使我们大家都觉得建国是中国今日唯一的出路，我们教职员和学生虽没有一种事前的会商和协定，却是不谋而合的凝成了一种共同的意识和希望。所以上大的宗旨，便不客气把“养成建国人才”六个大字规定下来。（再有一项是“促进文化事业”，这是建国方略中应有的而且必要的一种手段，故宗旨条文虽为两项，实际却只一端。）

　　据中华教育改进社本年年会的报告，民国十一年七月至十二年六月，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总数达一千三百七十五所，大学专门总数达一百〇六所，在数量上看，中国的教育似乎比辛亥革命以前要进步得多，在实质上看，可敢说还远不及辛亥革命以前。何以呢？虽说近数年来所谓新教育家在报纸上会场上做了不少的宣传工夫，说是如何如何的进步；同时花不少的洋钱，请了一些外国阿猫阿狗来，做了一点教育调查，做了一点教育测验和心理测验，说是如何如何的进步，其实何尝比得上辛亥革命以前的教育有目的有精神。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受了“鸦片战争”以至“八国联军”种种的蹂躏残杀，受了“割地”“赔款”种种的飞灾横祸，受了“瓜分”“势力范围”种种威吓力胁，于是中国人（不论大老爷也好，不论小百姓也好），都酿成一种“独立自强，以御外侮”的意识和口端，办教育的亦以此为他们最大的目的和责任，所以那时的教育比现在有精神得多。因此之故，终成功了“辛亥革命”。现在呢，教会教育不用说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其目的在培植一班洋奴，为他们作忠顺而猛勇的前驱，就是所谓国立省立或公立的学校，他们的教育的目的在那里？他们吃的教育饭只是吃的教育饭罢了。有的贩卖了一些零零碎碎的科学知识，有的搬弄了一些空空漠漠的哲学思想，其实并没有指示学生一条应走的道路，和一种应受的训练。更可恶的，是他们把教育事业当作外交事业，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简直把中国的学校替外国人造奴隶，于是博得外国人种种名誉的赠遗，以为莫大的荣幸，这真是亡国的现象呵！谁说中国的教育比从前进步了呢？

　　象现在的教育，不特国民文化受危险，而且国家命运也要动摇，我们不自量，不免“目击心伤”起来，敢以建国自任，我们与辛亥革命以前办教育的人相同的一点，是着眼在“国家独立”和“民族自由”；不同的一点，我们不只是消极的救国，而且进一步要积极的建国。

　　有人疑心上大不是超然派，因为他内中有政党的组织。诚然不错，上大内中确有政党的组织，上大确然不曾象有些无头脑的或反革命派的学校禁止学生加入政党和开会；但是上大同人为了要建国，自然不能不相信需要一个以建国为职志的政党，所以实在有不少的人加入了政党。不过政党自政党，学校自学校，不可并为一说罢了。

　　又有人疑心上大不是和平派，因为它内中颇有急进的趋向。这也不错。吴稚晖先生说：“人家用机关枪来打，我也用机关枪对打，等把中国站定了，再整理什么国故”。上大同人如看见什么为建国进行的大障碍物，便毫不犹豫的无情的施以抨击和打翻。

　　上大学系虽杂，而各欲以所学从多方面企图建国目的的完成则一，只此一片耿耿孤忠，是我们大多数教职员和学生所不能一日忘的，所努力从事的，这便是和别的大学不同的地方，也便是上大的使命。

　　署名：A．S

　　（原载《上海大学周刊》第1期）

　　(1)该文当时署名A．S，是“安石”两字的英文缩写，即邓中夏。时为上海大学校务长，中共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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