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年谱 1929年

1929年

　　1月，苏兆征同志去世，他为苏兆征写了传记，在欧洲发行了三千册。

　　1月，刘长胜到莫斯科参加苏联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利用这个机会，拜访了邓中夏，表露了自己想回国，但不懂外地方言，怕做不好工作的顾虑。邓中夏亲切地接待了他，向他详细介绍了自己作为一个湘南人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武汉等地领导开展工人运动的经验。他鼓励刘长胜说：“你的俄语是怎么学的？学外乡话虽然有困难，但是总比学外国话容易的多。”他深有体会地说：“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你能不能真正到工人中去，真心实意地为工人做点有益的事。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工人就会信任你。……你能帮助工人出主意、进行斗争，解除工人身受的压迫和精神上的痛苦，工人就永远不会忘记你。”邓中夏的谈话，使刘长胜深受启发和鼓舞，打消了回国工作的顾虑。这次谈话给刘长胜留下了深刻印象，事隔29年之后，（注：刘长胜同志1958年在《中国工人》第20期上，发表的《一次难忘的会见》）回忆了那次会见的情景和感受，表达了他对邓中夏的深切怀念和敬仰之情。

　　2月8日，李慧馨带着孩子，来到莫斯科，邓中夏来到火车站接他们。那时他们住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的一个叫陆克斯大厦的二层小楼的二层。在这里住的中国同志还有瞿秋白同志和后来才来的余飞。

　　2月10日是中国的春节，中夏、慧馨和孩子，在莫斯科的一个照相馆，拍摄了一张留至今天的唯一的一张全家照。

　　3月，李慧馨到东方大学学习。

　　慧馨回忆说：“在苏联，他忙得很，但每天我从学校（放学）回来，他都来学校的大门口等着我，我们一起穿过公园，肩并肩、手拉手地走回家。那时，他穿一双长筒皮靴，走起路来帅得很，神着呢。如果是我在家，只要听到他的脚步声，我就会跑过去迎接他。那种快乐，无法形容。”

　　3月，瞿秋白因为身体不佳，到莫斯科南部的马林诺疗养，张国焘又坚持要到列宁学院去学习，中共代表团事情就全部落在邓中夏的身上。（注：见《邓中夏、余飞给全国总工会的报告》，1929年5月28日）

　　4月，李慧馨怀孕了，邓中夏非常高兴，他很喜欢孩子。他希望在莫斯科这个最安全的环境中，能够多生几个孩子。他对慧馨说“在中国，白色恐怖下，大人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要是那样，孩子可就更可怜了！”

　　5月28日，给全国总工会写了一份工作报告。

　　5月末，撰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已写成八章。在此期间，他还写了《上海新兴的黄色工会》、《组织中国农村工会问题》及《1928年之中国职工运动》三篇文章。发表在赤色职工国际月刊上。后一篇还发表在德、美及太平洋职工秘书处的月刊上。还写了其他一些文章。

　　上半年，米夫、王明一伙又把反对他们的中山大学学生，工人出身的李剑如、余笃山等打成“工人反动派”反党集团。邓中夏“认为他们都是好同志”，反对对他们进行迫害。一些案子，通过邓中夏向共产国际主席团的申诉，才得到纠正。

　　6、7月左右，邓中夏和瞿秋白奉命到中山大学进行调查“中国学生闹事”的事件。

　　结果查明根本不存在所谓“江浙同乡会”的组织，调查结果如实地报告了党中央，并为俞秀松、董亦湘等人平了反。

　　同时，许多问题和因此而产生的矛盾，反映到了我党中央。中央的周恩来同志，指示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瞿秋白和邓中夏，作认真调查，并向中央报告。当时，瞿秋白同志由于身体问题，在外地疗养，东方大学“学生闹事”案件的调查研究，就落到了邓中夏的身上。（注：见《邓中夏、余飞给全国总工会的报告》，1929年5月28日）邓中夏向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主席团写了报告。因此，米夫和王明越发记恨不能按照苏共的意愿、政策、路线进行工作的瞿秋白、邓中夏，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邓中夏、瞿秋白又发现米夫与王明等人关系极不正常，他们笼络人搞地下组织活动，蔑视中共中央的领导，有阴谋夺取党中央领导权的种种迹象。便由瞿秋白“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枯西宁，提出来撤销米夫职务的建议”。这个建议触痛了斯大林的敏感神经，未被共产国际接纳。苏共和米夫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产生了清洗的念头，对瞿秋白、邓中夏等更加怀恨在心。

　　夏天，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举行学年总结大会，中共代表团与米夫、王明集团之间发生激烈斗争。瞿秋白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说。

　　6月初，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讨论富农问题时，与米夫意见发生分歧。不同意在中国完全仿效苏联消灭富农的政策。

　　同时，事态被米夫和王明搞得越来越大。调查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征求过东方大学校方的意见，并也和他们讲过，对革命同志，要分别对待，不能一律都用极刑处理。有后台撑腰的米夫，决心把矛头指向中共代表团的成员。他们借着苏联“大清洗运动”，把矛头指向瞿秋白和邓中夏。邓中夏的夫人李慧馨，1926年在省港罢工中入党，那时她17岁。王明说李慧馨当时岁数太小，“没有经过斗争的考验，入党不作数，只能算是共青团员，”变相清除出党。

　　当时，邓中夏是党中央派来的“学生闹事案件”的调查人。面对这个挑衅，邓中夏对妻子说：“不作数，咱们以后努力再加入一次党！”又说：“你知道吗？这是他们在破坏党交给我的工作！”在努力做通妻子的思想工作之后，他们决定，李慧馨主动放弃了在东方大学学习的机会，退学了。入学不到半年，李慧馨离开了东方大学。到莫斯科的一个纺纱厂，去当一个学徒工。

　　6月初，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讨论富农问题时，瞿秋白和邓中夏与米夫的意见发生了分歧。他们不同意在中国完全仿效苏联消灭富农的政策。

　　夏天，邓中夏在赤色工会国际第十次执行委员会上，作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的长篇发言。他在这次发言中，分析了“目前阶级斗争的形势”、“国民党的工人政策”、“黄色工会的兴起”、“赤色工会的困难”、“党内对职工运动的错误”等问题以后，作出了8点结论。会后，根据邓中夏的发言精神和他的建议，赤色工会国际作出了《关于中国黄色工会的决议案》。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邓中夏的发言和赤色职工国际的这个决议，也都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在对待黄色工会的策略上，同样存在拒绝利用合法手段进行斗争的左倾错误。但是，他对国民党的工人政策和对黄色工会性质的分析，他对赤色工会限于困境和党内对职工运动有错误等问题上的认识，他强调要“加紧在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中工作去夺取其群众”和“注意组织广大无组织的工人”等主张，是基本正确的。

　　8月15日—8月21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出席第二次太平洋劳动会议，是这次会议的组织者之一。

　　8月底—9月初，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大会，并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会上致词。

　　会后到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由于蒋介石再次掀起了反苏反共反革命的逆浪，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强行占领中东铁路。邓中夏到了那里，组织在苏联东部的华工展开反蒋斗争。

　　秋，米夫、王明等人利用中山大学进行清党之机，把大批反对过他们的中山大学学生诬为参加“第二路线联盟”的反党分子，并经过精心策划，采用捕风捉影、断章取义等伎俩制造“罪证”，把瞿秋白、邓中夏等人打成中山大学“反党第二条路线联盟”的支持者。这一指控得到苏共中央支持，使邓中夏和瞿秋白等同志蒙受不白之冤。

　　11月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国内召开了第五次劳动大会，在大会上他被选举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和七个常委之一。

　　11月，带着儿子斯梯儿和妻子李慧馨一起参加了苏联的国庆节。

　　年底，苏共开展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大清洗运动”，米夫在劳动大学也搞“停课闹革命”，趁机把反对过他的、曾参加过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骨干、工人学员，定为“流氓无产者”，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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