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年谱 1930年

1930年(1)

　　年初，国内，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农民革命队伍、革命理论飞速发展。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这个理论在党中央得到了支持。

　　2月5日，在中国湖北的鄂西特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在监利的王家桥宣布，决定将鄂西游击总队改编为红军中央独立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军长孙德清（不久孙德清因病离职，由邝继勋继任），政委周逸群，参谋长许光达。下辖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段德昌，政委王鹤，参谋长王一鸣。二纵队司令段玉林，政委周容光。

　　2月，鄂西特委指示红四军东下，与西上的红六军会师。红四军东下前，在鹤峰组织了一个以王毅夫为书记的中心县委和一个独立团，在桑植留置了一支游击队，坚持湘鄂边地区的游击战。

　　春天，在莫斯科，邓中夏起草的关于中山大学“学生闹事”的报告，经过中央的审定，上报给了共产国际主席团。

　　5月1日，邓中夏和妻子李慧馨，一起去看望他们的儿子斯梯儿，并且带着他参加了庆祝大会。

　　5月，在国内，鄂西特委在石首的调弦口召开了江（陵）、石（首）、监（利）、沔（阳）、潜（江）五县第一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成立鄂西五县联县政府，周逸群任主席。

　　5月，在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上，决定将湘鄂西地区的红四军和红六军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

　　5月的一天，在莫斯科周恩来同志的家里，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研究了中国国内的形势，会上决定，周恩来同志、邓中夏同志尽快回国。

　　6月初，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讨论富农问题时，与米夫意见发生了分歧。代表团不同意在中国完全仿效苏联消灭富农的政策。

　　6月，国内，红二军团刚刚成立，原红四军改为红二军，原红六军仍称红六军。受中央和鄂西特委领导，兵力达万余人，但其军事力量还相当薄弱。

　　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中，支持中国式革命理论的核心正在逐渐形成。中共六大在大会前和大会上，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的争论日渐明朗。

　　在六大会议后，中共和苏共在中国革命的最基础理论上，产生的矛盾也日渐明朗和尖锐。这些在当时正在逐渐地形成为中国革命的主流理论。但确和当时“世界革命的主流理论”苏共革命理论的模式相背道。

　　上半年，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清党结束后，王明等人陆续离开莫斯科回到上海。

　　6月初，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斯大林，决心要对中国共产党“动手术”了。这手术的第一刀就刺向和他们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的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身上。中共代表团关于“中山大学学生闹事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激怒了苏共的领导；瞿秋白的报告更加让苏共不能容忍，他们又看到了中共领导层的知识分子坚持自己的理由。一个听话的“孩子”变得如此大胆了！

　　他们以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名义，拟就了一个决议文件，以中共代表团在处理中山大学“学生闹事”的问题上不能和苏共保持一致，并对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加以全盘否定。召集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瞿秋白、邓中夏、张国焘和余飞到场，由米夫宣读了文件。听到宣读决议，邓中夏按捺不住气愤和激动，当场对决议提出强烈的反对。

　　夏初，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通过“因中山大学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错误地指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瞿秋白、邓中夏等人支持了中山大学李剑如、余笃山的派别活动，要求中共中央刷新代表团的成分。

　　中山大学“学生闹事”，本来就是米夫扶持下的“中国学生支部局”，鼓励学生们给支部局提意见，但却反过来对提出不同意见的学生，按照苏共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无限上纲，用打、压、流放、杀的办法加以处理，因此而产生的所谓“事件”。“事件”发生后，中国共产党派邓中夏到中山大学进行核实调查，并写出了一份解决和处理问题的意见。建议根据问题的不同性质、不同情况，用不同的办法处理问题。这自然和苏共一概用敌我矛盾的处理问题的办法不一致了。

　　对于因此而产生的否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做法，邓中夏大发脾气！并以理相争，表示要向共产国际主席团提出控告！

　　在整个过程中，代表团成员瞿秋白、邓中夏以及余飞都意见一致。

　　6月11日，在国内，李立三主持下，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自此，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夏天，米夫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6月19日，在莫斯科，邓中夏停止了《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的继续撰写。在著者的申明中说：“列宁说过：‘因为作出“革命底经验”总是比论述“革命底经验”更为愉快，更为有益’，所以著者对于本书虽因未能及时完成引为恨事，然而却因为回国参加革命实际工作又引为莫大的快事。”满怀信心离开莫斯科回国。（注1：见《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3—424页“著者申明”）

　　6月19日，根据中央的安排，邓中夏回国。

　　20日，邓中夏和陆定一同志装扮成商人，邓中夏是老板，陆定一是他的伙计，一同乘火车离开了莫斯科。一路上邓中夏对陆定一讲的最多的话是“要搞土匪，要学土匪；中国历史上土匪占山头的事多了去了。占山头能够占很久，以致一百多年！有的可以跨朝代存在。”他认为：“占山头是可以搞的，这是中国战争突破口的战略！”火车到了海参崴。为了避免特务的跟踪，他们又转道哈尔滨、沈阳，到了大连。在大连乘货轮，坐统舱来到上海。（注：见《陆定一谈话记录》，1981年10月16日，未刊稿，地点北京医院，参加人：魏巍、钱小惠、李致宁）

　　7月3日，在中国湖北，红六军占领了湖北公安。

　　7月4日，红四军到达公安县城的南平与红六军胜利会师。

　　7月7日，贺龙与周逸群等召开四、六两军前委联席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两军合编为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总政委，孙德清任总参谋长；红四军番号改为红二军，贺龙兼军长，朱勉之任政委，部队编成第四师和一个警卫团，第四师师长王炳南，政委陈协平；红六军以邝继勋任军长，部队编成第十六、第十七两个师；第十六师师长王一鸣，政委王鹤；第十七师师长段德昌，政委许光达。两个军共10000余人，5000余支枪。

　　7月上旬末，以周小康为书记的鄂西特委要二军团乘势攻取荆（荆州、今江陵）沙（市），贺龙与周逸群等考虑部队会师伊始未经整顿，如进攻守备较强的荆、沙，恐难获胜，遂改变计划，决定先攻监利。

　　7月13日，贺龙、周逸群等指挥红二军团进攻监利，因两个军之间配合不密切，未能攻克。军队受到了严重损失，撤至江陵县的新观、普济观一线休整。

　　7月15日，当鄂西特委得知，中央经济严重困难，急需紧急接济时，千方百计筹集到12000余元，交中央联络员。不幸在半路被敌人劫去。

　　7月19日，邓中夏从苏联回到上海后，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成员、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

　　7月27日，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奉中共中央命令，乘虚攻占长沙城。8月5日，久攻不下，被迫退了下来。

　　7月下旬，瞿秋白受共产国际委托，负责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离开莫斯科经欧洲回国。

　　7月，为了完成扩大红军的任务，甚至还采取了特别的手段，当时党中央提出：鄂西党（的）任务，扩大红军30万。当时，鄂西特委根据具体情况，用一切力量最多能扩大三万人。但中央批评湘鄂西特委是机会主义。

　　7月，鄂西特委决定：扩大红军五万。许光达回忆说：“当时的扩兵方法是召开群众大会，会场扎彩门两个，一个写着革命的门，一个写着反革命的门，宣布：愿革命者，走革命之门，愿反革命者，即走反革命门。群众都背着梭镖由革命之门而出。这样既走革命之门，则一律编队参加红军。（扩充红军，直接随军开往武汉前线）如此，群众怨声载道，以及各种过左的政策和强迫命令的方法。结果造成根据地的群众反水，反对苏维埃。”（注：见水工：《许光达大将》，海燕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页）

　　7月，鄂西特委还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了“三个月工作计划大纲”，在左倾命令的强制下，将苏区各县的地方武装，全部调走扩充红军，红二军团兵力突增至万余人。红二军团开赴武汉前线。（注：见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编《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特委文件）》中的《鄂西三个月的工作计划大纲》，1930年6月）

　　7月，在苏联，他们的孩子老三已经六个月了，孩子到了要断奶的时候了。邓中夏和慧馨和他们的英文翻译一起把孩子送到了托儿所，那里已经聚集了许多中国同志的孩子。入所登记是英文翻译用英文填写的。李慧馨在工厂上班，起先每个礼拜都来看孩子，后来托儿所规定，断奶的孩子，两个礼拜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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