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年谱 1928年

1928年

　　1月，面对广州暴动失败的局势，被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的李立三到任后，脱离了中国革命实际，采取了过激政策，大大地伤害了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也因为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党中央及时地发现了这个情况，立即调李立三回中央“述职”，派中央代表周恩来和广东代理书记邓中夏前往广东，及时地进行了拨乱反正。

　　1月25日，周恩来、邓中夏（被任命为代理书记）来到广东省委所在地香港。

　　2月，在任职期间，著有《广州暴动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注：该著作后来于1930年12月25日，由无产阶级书店出版在《广州公社》中，署名中夏。）

　　2月底，邓中夏在香港。当时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刚刚开始。其中一个到会的委员，被其家乡的一个劣绅，为报私仇跟踪到了香港，并发现了常委开会的地点。劣绅报了警，使全体到会常委集体被捕。

　　3月，周恩来同志亲往香港，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帮助新成立的省委收拾残局。并亲自组织设计营救邓中夏等同志出狱的计划和策略。他根据香港当局法院的性质和商业性强及案情的特点，指出：

　　1.邓中夏刚被捕，敌人还不知道他的身份；

　　2.香港法律规定，三个月内，法院如果拿不到任何证据，被捕人应当被判定“查无证据，无条件释放”。

　　3.在一定的条件下，香港的法律是可以“被鬼推磨”的。

　　周恩来给广东省委的，保护和营救邓中夏的指令是：

　　A.中夏同志现在的身份是大商人，把他打扮成富商，以取得单独关押的牢房的条件（以尽量减少与更多人的接触。）

　　B.广州认识他的人太多，出狱时一定要想法被“驱逐到上海”。并强调指出，“在该用钱的时候，一定要舍得用钱！”

　　3月18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苏兆征同志代表中国工会出席了这次会议。鉴于中国工人运动轰轰烈烈，近三十万工人罢工坚持了一年零三个月，在世界工人运动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苏兆征和邓中夏都被选举为赤色职工国际“四大”的执行委员会委员。邓中夏当时正遭遇被捕，被押在香港的监狱中，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后来他出狱后，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在苏联期间，作为执行委员，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许多工作。

　　5月初，邓中夏被宣判提前释放，被“驱逐到上海”。经广东党组织的精心安排，在香港海员工会工人们的掩护下，乘邮轮回到上海。由于驱逐时间提前了，接头时间和地点没有传达到位。邓中夏到了上海，没有接上头，暂时住在海员工人地下党员方世林在上海的家中，约一周多。

　　5月10日左右，在上海，周恩来亲自来到李小妹的家，告诉她，“你中夏哥就要回来了！”并告诉了她接头的时间在5月20日至之后的两周内及接头的暗号、地点（上海爱玛雅大旅馆）。

　　5月中，李小妹带着她一心想参加红军的弟弟李启蒙，一同来到上海爱玛雅大旅馆，但是始终没有见到要接头的人。

　　5月中，长时间没有接上头，邓中夏知道这是在某个环节上出来问题。就自己走上街，认真观察所熟悉的街道，观察周围情况，果然碰上了蔡畅同志，总算接上了头。即刻得到了通知，“立即前往莫斯科，筹备并参加中共六大”。

　　5月，由上海出发赴莫斯科。邓中夏、蔡和森、罗章龙、陈独秀和张国焘是共产国际直接点名要出席的代表。陈独秀拒绝出席大会。

　　6月中旬，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瞿秋白、周恩来、邓中夏、苏兆征、黄平等人，对中国革命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6月14—15日，在莫斯科参加六大预备会议，是筹备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之一。

　　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和周恩来等主持了大会。大会选出瞿秋白、周恩来、张国焘、关向应、向忠发、苏兆征、项英等十五人组成大会主席团。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和《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接着，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中共六届一中全会。瞿秋白同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张国焘、蔡和森、项英七人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忠发任总书记。六大结束后，瞿秋白同张国焘、邓中夏、余飞、王若飞组成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瞿秋白任团长。

　　6月18日至7月11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会议的积极参加者。是大会主席团委员。会议为每一个代表都编了一个代号，会议期间邓中夏的代号为1号。参加了大会的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苏维埃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等工作。在会上作了中国职工运动的报告，并参加了大会的政治决议案的起草工作。大会期间，在一些争论的问题上，“当时中夏、苏兆征、周恩来、瞿秋白在一道，看问题是一致的。”（注：见《杨之华大姐谈话记录》，1957年，未刊稿）大会中，他对许多问题都提出了有益的意见，提出不少积极性的建议。参加了许多决议案起草委员会的工作。

　　6月21日，大会主席团决定组成十个议案委员会，邓中夏参加了政治、组织、职工运动、苏维埃运动、军事五个委员会的工作。

　　6月22日，在讨论政治报告时，发了言。

　　6月26日，在讨论政治报告时，再次发言。

　　6月，在政治委员会上发了言。

　　7月6日，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了《职工运动报告》。

　　同日，在讨论“职工运动报告”时发言，并被大会选为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7月10日，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同日大会通过了他在大会上作的“职工运动报告”，形成了大会的《职工运动决议案》。

　　7月17日至9月1日，出席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

　　7月19日，出席六届一中全会。

　　7月至1933年5月任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共六大后留在莫斯科。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8月上旬，受赤色职工国际的委托，前往苏联东海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筹备第二次太平洋劳动大会，会议的大多数决议，他都参加了起草。

　　8月18日，他的第二个孩子在上海出生。后来他在莫斯科的英文秘书冀朝鼎，按照中夏的意愿，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斯提尔·邓（steel deng），意思是希望他长的和钢铁一样坚强。

　　8月19日，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上，给共产国际提出几项建议，其主要内容有：

　　1.要求苏联开办一个大规模的中文字印刷所，以满足中国和世界各国对中国革命宣传与鼓动的急需。

　　2.初步组织一个翻译委员会，翻译马克思全集和列宁全集，以满足国内革命的急需。并建议调集在莫斯科以及中国国内的翻译人才，如李季等人，扩大翻译的队伍。

　　3.建议集中一部分力量来编辑和撰写中国的有关历史。

　　4.在国内广泛地恢复和发行党的和工会的各种刊物。

　　这段时间，他还到列宁格勒给中国学生作报告，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和中国革命的形势。

　　8月15日至8月21日，第二次太平洋劳动大会在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海滨俱乐部召开，参加中国代表团的有邓中夏、瞿秋白（因为参加在巴黎召开的“反帝同盟大会”晚来了几天）、杨之华、史文彬、陈卓吾和余飞等。邓中夏是会议的主持人，主席团的成员。会议的各项决议案由他来宣读，在会上他还作了中国职工运动的报告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报告。

　　8月，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8月，他向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的书面建议中，在建议由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国问题研究会组织编纂的一系列书目里，正式提出了编著《中国职工运动史》的课题。他利用在莫斯科生活比较安定的机会，挤时间抓紧进行了本书的编写工作，这也是他多年来的愿望。

　　8月，邓中夏“在苏联的工作相当繁重，”他说：“现在工作极多，因为瞿秋白八月中两次下乡养病，而张国焘坚持入列宁学院去读书，事实上学生问题也都由邓中夏和余飞管”。（注：见邓中夏《向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建议》，1928年8 月19日）

　　8月，这时正是中国革命大变动的时期，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秋收起义的部队和朱德所带领的南昌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井冈山的革命形势焕然一新。胜利的信息传到莫斯科中共代表团处；邓中夏和瞿秋白等，都非常赞同毛泽东开展游击战争的思想和路线。邓中夏经常到中国学生集中的各个院校，去作中国国内形势的报告，专门讲述国内武装革命的大好形势。

　　9月，苏共发动清党运动，米夫、王明等人趁机打击瞿秋白及持不同政治观点的其他同志，诬蔑瞿秋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

　　秋天，中共代表团与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联合调查中山大学问题，做出不存在“江浙同乡会”反党小组织的结论。

　　10月（至1930年9月）任《布尔什维克》编辑委员会委员。

　　10月初，被中华全国总工会选举为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团代表，成员还有苏兆征、余飞（后叛变）等。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的各种会议。

　　10月初，到赤色职工国际工作以来，曾指导瞿景白同志编成《国民党反动后之中国职工运动》一书，篇幅很大，寄回国内印刷。

　　秋冬，王明等人在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的主持下，把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共党员俞秀松、董亦湘等人打成反革命组织“江浙同乡会”的头子。很多同学不服，纷纷向党中央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告状。

　　同一期间，邓中夏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与东方大学校长米夫进行过坚决斗争。反对他不进行认真调查研究，不与中国共产党通气、通报情况和意见，粗暴地对待中国共产党派去学习的共产党员，以致开除、流放、杀害，打击迫害中国学生的恶劣行为，尽可能地保护了一些受到迫害的中国学生。因此遭到了王明、米夫及他们的支持者的忌恨。

　　10月，他在出席赤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后不久，就在国际的刊物上，发表了《白色恐怖下之中国职工运动》一文，分析了大革命失败以来中国工人阶级在白色恐怖下艰苦奋斗的状况，指出了当时中国工运面临的问题和任务，呼吁“世界无产阶级予以广大的援助”。

　　12月，接到党组织的通知，夫人李慧馨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她带着四个月大的孩子（老二），穿过东北，秘密越过满洲里封锁线，来到苏联境内，乘火车前往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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