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年谱 1927年

1927年

　　1月1日，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

　　1月2—3日反动的广州机器工会，在广东当局纵容下，对广州铁路工人发动进攻。铁路工人在农民自卫军和省港罢工工人的声援下，英勇击退敌人。

　　1月21日，在第39期《人民周刊》上，发表论文《广州工潮与经济发展抑或衰落》，署名中夏。当时有人说，广州有经济衰落的现象，并且这是由于工潮影响的。邓中夏同志在这篇论文中，举出了许多事实，批驳了这种错误的论调。

　　1月30日，在第40期《人民周刊》上，发表论文《广东经济不发展的原因》，署名中夏。这篇论文是继上期《广州工潮与经济发展抑或衰落》一文之后，对广东经济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1月，在全总执委会议上提出，制定编辑出版职工运动丛书的计划。其中所列准备编著出版的有27种书。

　　1月底或2月初，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了便于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由广州迁到汉口。从此，中国工人运动便展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全国总工会的工作从广东、广西发展到北方及上海、长江流域，日益成为全国工人的领导核心。全国总工会北迁武汉以后，邓中夏同志因工作关系，仍留在广州。

　　2月7日，在第41期《人民周刊》上发表纪念“二七”的论文《“二七”与国民革命》，署名中夏。

　　文章论述了1923年“二七”罢工的意义和它对于国民革命的关系，并指出革命群众应该团结起来，继承“二七”的精神前进，以达到国民革命的迅速成功。

　　在同一期《人民周刊》上，还发表了另一篇论文《工钞与物价》，署名中夏。

　　在这篇文章里，邓中夏同志根据马克思的经济学原理，引用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工钱劳动与资本》等经典著作中的论点，阐述了工钱与物价的关系，说明物价的增高，并不是因为工钱的增高而来的，倒是工钱的增加，是因为物价的增高而来的。

　　同日，出版小册子《1926年之广州工潮》，署名邓中夏。

　　2月1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由广州迁到武汉并开始办公。

　　2月14日，在第42期《人民周刊》上，发表论文《“年初二”问题解决的途径》，署名中夏。

　　2月17日，广东政府警备司令部及公安局借口取缔“工人持枪殴斗”，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省港罢工工人及广州工人为此向农工厅请愿，提出抗议。

　　2月19日，在第43期《人民周刊》上发表短文《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署名中夏。

　　3月16日，中共广东区委会、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广东省农民协会等团体联合会发表对时局的宣言，要求国民政府认真执行民族革命的工农政策，实行进步的农村政策。

　　3月下旬，省港罢工工人与广州工人共同举行庆祝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的活动。

　　4月11日，第651期《工人之路》，刊有一则消息，题为：《邓中夏在武汉出席第四次劳动大会》。从消息的时间看，邓中夏同志可能在四月初就离开广州到武汉去了。

　　4月初，中夏同志到了武汉，不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叛变了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便遭受了失败，从此，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进入一个困难的时期，邓中夏也面临着新的、更艰巨的革命斗争生活。

　　4月初，武汉国民党政府成立，有人劝他接受武汉政府的聘请，出任劳动部秘书长的职务。他坚持自己的一贯信念，即：个人决不参加国民党，也决不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工作，包括不在国民党政府下的工人机构工作。他说，“武汉政府，无心真诚解决劳工问题，任此职必然要脱离群众，坚决不干。”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开始了他预谋已久的反革命大屠杀，中共中央急速从上海迁到武汉。

　　4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实行反革命政变。反动军队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等革命团体，解除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并大肆屠杀省港罢工委员会领导人、广东工人运动领袖及共产党员、革命群众。此后省港罢工委员会等革命组织陆续转入秘密的地下活动，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

　　4月27日—5月9日，在武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

　　会议期间，他和许多同志一起，坚决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路线。他列举了法国革命和俄国二月革命中，资产阶级的当权人，镇压和残杀无产阶级及一切革命群众。他又引证了中国“五卅运动”，“当时在上海，不正是资产阶级勾结军阀和帝国主义出卖工人阶级吗？”（注：见罗章龙：《回忆邓中夏同志之二》1961年12月，未刊稿）他还列举了广大工人群众，要求党，立即起来领导群众战斗的实例。要求彻底清除右倾投降路线，立即武装工农群众，对陈独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5月20日，第一次太平洋劳动大会在武汉举行，他是积极的参加者。

　　6月18日，邓中夏同志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当时已经有许多迹象表明，武汉汪精卫政府企图叛变，为了应付突然的事件，中央各部门的人员在压缩、疏散。文件、档案也在整理和销毁。经他谈话调动、任命的人员很多。

　　6月20日—23日，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是大会的主持者之一。在会上作了收复武汉租界的典型报告，并严厉地批驳了工农运动过火论，说“工农运动没有过火，是反革命太过火了！”会上被再次选举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6、7月间，他曾经到过湘南，传达了中央对于当地农民秋收暴动的精神。

　　6月下旬，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同志被捕，并于7月4日英勇牺牲，省委遭破坏。

　　7月2日，新上任的江苏省委书记赵世炎同志被捕，7月19日英勇牺牲。

　　7月15日，武汉汪精卫叛变，开始大量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7月17日或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中央决定，紧急组织革命的武装，要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反革命的武装。会议内容之一是派中央常委李立三和中央秘书长邓中夏赶往九江，和叶挺等同志研究并摸清北伐军中组织武装起义的可能性，以及随张发奎南下的叶挺部队重回广东，并拿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叛变革命的决策性的意见。

　　7月19日，邓、李到达九江。

　　7月20日左右，邓中夏、李立三、谭平山、叶挺和聂荣臻在九江举行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立即举行暴动，并请邓中夏和李立三将此意见立即上报中央。

　　7月21日李立三、邓中夏立刻赶到庐山，向瞿秋白汇报大家关于南昌起义问题的急切建议。瞿秋白表示同意，由瞿秋白即刻带回武汉，向中央报告。

　　7月23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到达汉口。当晚与瞿秋白等人晤谈。

　　7月24日，邓中夏、李立三、谭平山、恽代英在九江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28日举行暴动，并急电报告中央。

　　7月25日，瞿秋白出席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南昌起义问题。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

　　同日，周恩来赶到九江，立即在九江召集邓中夏、李立三等开会，研究出起义的详细计划，并派邓中夏回武汉将此计划报告中央。

　　7月，因为江苏省委书记被捕，中央决定，任命邓中夏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化名天齐。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

　　8月3日，瞿秋白主持扩大的中央常委会议，李维汉、苏兆征、蔡和森、邓中夏、任弼时、张太雷、林育南等参加会议，讨论中央紧急会议的准备工作。

　　8月7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毛泽东、邓中夏、瞿秋白、苏兆征等到会参加。会议正式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选举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九人为正式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等为候补委员。组成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

　　8月9日主持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决定了政治局的分工：瞿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并任党报总编辑。

　　七八月间，最重要的工作是重组江苏省委，恢复省委工作。邓中夏任省委书记；陈乔年任宣传部长；李富春任组织部长（当时叫大盛）；王若飞任农委书记。当时在工作上接触最多的就是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邓中夏化装成布匹大商人，化名杨富贵，对外叫杨老板，同志们叫他老杨。

　　八七会议后，当时，江苏省委领导着上海市、江苏、浙江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贯彻秋收暴动、土地革命和打土豪分田地的方针。

　　以前一向是以上海城市为中心，上海工作压倒一切。而今，省委决定，改组和充实各县县委的力量，调集一些本乡本土的党员下乡，又调集一些从武汉撤退到上海的黄埔军校的学生农民讲习所的学生等充实各县县委。

　　同时，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把全区（包括上海、江苏和浙江）分成六个特区，特委书记由各县委书记担任，并设有专门的军委委员。军委成员由中央直接委派。组织重新整顿后，不但恢复了原有的各县县委，原来没有成立党组织的县也建立起来了，为以后的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

　　同时，为了保存革命的实力，把已经暴露身份的干部调到外地，把在“四一二”斗争中经过考验的工人纠察队队长、工会干部、各支部的书记，都秘密地输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来的东方大学）学习。

　　江苏省委的另一项工作就是搞农村暴动。在整顿恢复省委建制后，他深入到农村，亲自参加农村秋收暴动的发动工作。一身农民打扮，跟着当长工的雇农，来到地主家的牲口棚里，跟他们讲，穷苦人要翻身，要靠自己起来斗争的道理。夜晚就和长工一起睡在草料堆中。亲自串户的发动，组织并领导着暴动的队伍。

　　中国共产党正在摸索一条适合农村斗争的革命道路，那时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的经验在党内深得人心，但是具体到每一步如何去做，大家都在摸索。开始只知道打倒土豪劣绅，不知道要建立根据地，要分田地……

　　8月，周恩来同志早就告诉中夏她的妻子小妹（李慧馨）在广州的新的地址。白色恐怖下生活虽然艰难，但暂时还没有危险。此时稍有空，派人把他们接来。李慧馨和妈妈韦内雪，还有薛映华（李启汉的妻子）来到了上海，住在江苏省委机关，上海大沽路5号。妻子发现中夏身上长满了疥疮。他笑着告诉妻子，“在农村，只能睡在牲口吃的稻草堆里。”妻子就自己当起了护士，每天给他清洗，涂抹硫磺膏。并硬拉着他到窗口，让阳光暴晒裸露的疮口。很快就好了起来。

　　“四一二”、“四一五”以后，牺牲了许多同志，党内普遍存在着严重的报复心理，要行动，要杀仇人、敌人（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地痞流氓、工贼及叛徒），一时，气氛相当激昂。

　　10月份，在邓中夏的领导下，在上海建立了一个武工队，群众叫他们“打狗队”，都是由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后的骨干分子组成。择其罪大恶极作恶多端的敌对分子和罪恶叛徒，由各支部提名，经区里批准，再经省委审定，交“打狗队”处以极刑，既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又鼓舞了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斗争士气。

　　10月22日，中央常委通过决议，决定出版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等五人组成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瞿秋白为主任。

　　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

　　12月末，邓中夏在离开江苏省委之前，对江苏省委的农民运动，曾布置过一次暴动的工作，对之前的暴动工作的不足，作了小结。中夏在会上强调指出，“一暴二移”是错误的，不能持久，铲除了恶霸地主，把地主的财产一分，就散了队伍，活像流寇。把暴动后的农民带到别的地方去，更是错误的。要搞暴动、搞武装斗争，必须要能把基本的力量作为基础留下来，绝对不能脱离群众。应当把几个地方联合起来暴动，不能这里起来了，那些又下去了。……这次会议，长江局罗亦农的同志也参加了。（注：见《黄逸峰同志谈话记录中夏在江苏省委》，1961年7月4日及7月25日，未刊稿）

　　广州起义失败，省委书记张太雷同志英勇牺牲。

　　12月13日广州暴动失败后，大批人员经化装，从汕头和香港陆续退到上海，当时邓中夏同志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接待安置和疏散广州起义人员。省委在北四川路和河南北路都租了房子，作为临时的住处。叶剑英、聂荣臻都是这时到达上海的。一段时间之后，又负责输送、护送他们到各地去工作，包括徐特立、贺龙被送到洪湖。

　　除了安置同志们之外，他就是忙着交代工作，他走后，江苏省委书记由李维汉同志担任。

　　早在省港罢工时，他所组织的三千人的武装工人纠察队，已经汲取了不少的经验，那时他就一而再地提请中央，一定要注重组织工人武装，并提议中央“放在第一位去考虑”。（注：见罗章龙：《回忆邓中夏同志之二》，1961年12月，未刊稿）

　　大革命失败后，在全总扩大会议上，他再次提出“建立工人武装纠察队”的问题。在这次大会上他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年底，李立三任广东省委书记，省委机关设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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