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年谱 1925年

1925年(1)

　　1月11日—22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是否出席这次大会，还有争议。（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中，确定在“尚未完全确定代表资格人员名单中”），但被中共四大任命为中央职工委员会的秘书长。

　　大会后，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改由张国焘挂名兼任书记，增加李立三、刘少奇两名副书记，邓中夏改任实际主持日常工作的秘书长，增加项英、王荷波、林育南、李启汉、张昆弟、刘华等6人为委员。

　　月末，沪西工友俱乐部已经在沪西十多个日本纱厂建立了部员小组，共有部员七八十人，为迎接上海工运的新高潮准备了条件。

　　2月1日，上海爆发了包括四万多人的22个日本纱厂反日罢工。邓中夏是罢工委员会总负责人之一。这次罢工情形，在他后来写的《职工运动简史》一书中有详细记载。

　　2月2日，邓中夏把此事报告中共中央。中央对此非常重视，决定以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邓中夏、上海地委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李立三为总负责人，建立专门的罢工委员会，来领导这次罢工斗争，使之发展成为各日资纱厂工人联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同盟罢工。

　　这次罢工，党认为是开展工作的好机会，于是由中央组织专门指挥这次罢工的委员会，指定李立三和邓中夏负责，并命令上海党部全体动员，但当时上海党员人数非常少，不过百余人。要领导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罢工运动，不能不于罢工战术上去求胜利。这次罢工是群众自动发动，而不是党预先策划的，有些突如其来。因此，如何领导群众，组织坚决地斗争，就成了当时头等重要的问题。为了“激发士气”和“稳定战脚”，在邓中夏的积极策划下，每天发传单，开会讲演，组织罢工工人代表会议，组织工人纠察队，……这样一来，群众情绪巩固了，并且逐渐有了组织。许多工作逐渐展开，如扩大罢工，取得外援，发起各社会团体成立“罢工后援会”，慰劳、捐款，并请求舆论援助等，使罢工群众觉得势力不孤，提高了坚持斗争的决心和信心。罢工群众曾如潮水般地浩浩荡荡向租借冲去，还没有到租借口，中国警察上前拦阻，工人激愤，扭打起来。警察便借口工人殴打警察，派出大队警察殴打和逮捕工人。

　　邓中夏化装后进入第一线领导了这次罢工，不幸也在小沙渡被捕。两个警察夹着他，用麻绳捆着他的手，但是他却毫不畏惧地昂首阔步，在街上走着。并对和他一同被捕的工人说：“他们能捉到我们，但是他们打不败我们！”他还说：“帝国主义关我们，是因为他怕我们。他们关我们的人，关不了我们斗争的决心。”他这些话，大大鼓舞了被捕的工人们，使他们始终保持着工人阶级英勇的斗争精神。当时中夏因为化了装，再加平时忙得没有功夫理发，头发胡子很长，他承认是工人的教师。反动政府的警察厅长常之英问他：

　　“你们为什么时常开会？”

　　“国民有集会的自由。”邓中夏同志回答说。检察厅长无话可说，便将他和其他工人关了起来。后来由于形势所迫，反动政府不得不释放了邓中夏和其他被捕工人。这次罢工震惊了全国，成为“五卅”运动的序幕。罢工虽然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但是近二十天的罢工，却使工人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各自的工会，大大提高了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特别是共产党人参加了这次罢工运动的组织领导，他们废寝忘食地为争取罢工胜利而奋斗，他们和罢工工人血肉相连地生活在一起，把广大工人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成为一支雄壮的队伍。工人群众都把党看成是自己利益的保卫者，是自己的领袖和带路人。

　　同时，在邓中夏、李立三的领导下，由沪西工友俱乐部出面，代表工人向厂方提出不准日本人打人、恢复被开除工人工作、增加工资、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等项条件，进行交涉。厂方对工人要求置之不理，反而布置暗探捕去工人活动分子多人，更加激怒了工人。继内外棉八厂之后，2月9日开始，内外棉第五厂的东西两厂和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等厂工人全体罢工。以后七八天，每天都有新的日资纺织厂工人参加罢工，并且从小沙渡逐渐蔓延到曹家渡、杨树浦的日本纺织厂。

　　2月18日，日本人在上海的27家棉纺织厂、5万余工人中，参加罢工的已有22家、4万余工人，还有继续蔓延扩大之势。邓中夏、李立三领导罢工工人，天天到租界对岸属于华界的一块荒地坛子湾开群众大会。在第一天的大会上，就由沪西工友俱乐部主任宣布建立纱厂工会，得到与会群众欢呼赞成。在以后的每天大会上，邓中夏、李立三、刘华等罢工领导人和各厂罢工积极分子，轮流上台讲演，鼓舞斗争情绪，揭露破坏阴谋，指导群众坚持罢工斗争；并组织罢工纠察队，对付敌人破坏，维持罢工秩序。在指导二月罢工时，他常常在很晚的会议后，还写些宣传稿件直到深夜。用大衣一披，就睡在工人们长满白虱的冷稻草地铺上。起来了，他又忙碌在小沙渡和杨树浦的工人中。

　　2月25日，终于迫使日本纱厂的资本家接受上海总商会的调解，答应了罢工工人的部分要求，罢工胜利了。上海的工人正飞速的觉悟着，工人阶级正飞速地成长着。上海是中国大工业生产最发达的城市，工人最多的城市；可以预见到的更大规模的运动即将来临。

　　3月15日下午三时，上海海员在虹江路口利男居举行欢迎会，欢迎中国海员工会联合会派赴北京出席全国国民会议促进会的代表。邓中夏在会上发表演说。

　　3月下旬，因为资本家食言背叛，开除大批工人，又引起罢工。各厂都罢了，到潭子湾集合开会，独有义袋角内外棉九厂（现国棉四厂）尚未加入罢工。邓中夏同志带着数千工人，由潭子湾滨北村往义袋角滨南路准备打下九厂，但必须经过苏州河，各渡口船工被巡捕房用链子封锁起来了，中夏带领大队绕恒习路桥前往九厂，当经过四区警察局前，有大队警察阻止，不准前进，用自来水龙头冲散工人队伍，用枪托木棍子打工人。当时邓中夏和戴起甲带领进行抵抗，双方殴打起来，工人受伤四十余人，被捕二十余人，邓中夏也被捕了。被关押了二十多天，后来被保了出来。这次大罢工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上海纱厂工人，使他们相信了团结起来的力量，纷纷要求加入工会。罢工胜利后，设在坛子湾的纱厂工会会员从开始时只有小沙渡的约1000人，增加到小沙渡6000余人、杨树浦3000余人，总计近万人。

　　3月下旬，从敌人监狱获释后，根据党中央的决定，调邓中夏和出狱后化名李森的李启汉到广州，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主持创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作。

　　邓中夏在离开上海去广东之前还教工人们一首歌：

　　我们工人创造世界人类食住衣
　　不做工的资产阶级反把我们欺
　　起来起来我们齐协力
　　巩固我们团体
　　努力奋斗
　　最后胜利必定是我们的！

　　3月下旬，邓中夏提请党中央决定，改由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广东工人代表会等四大工团，联合发起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随即由四大工团派出的苏兆征、刘少奇等代表与邓中夏、李森等组成大会筹备处，以邓中夏为筹备处秘书长和党团书记，具体主持大会的筹备工作和大会进行中的各项会务。

　　4月8日，大会筹备处，以四大工团名义，通过上海《民国日报》等新闻媒体和其他渠道，向全国各地的工人团体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通告。

　　4月，在第4期《中国工人》上，发表文章《上海日本纱厂罢工中所得来的经验》，署名中夏。

　　从1923年3月，到1925年4月这两年多的时间，邓中夏一方面担任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职务，一方面主持着“上海大学”校务工作。根据党的指示，在邓中夏和瞿秋白等共产党员的主持下，“上海大学”团结了大批进步青年，其中有许多人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上海大学”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为党输送了新鲜的血液，扩大了党的队伍，真正成为造就革命人才的大本营，成为训练革命干部的学校。

　　邓中夏这个时期的著作，不仅表明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有了更成熟、深刻的认识，而且开始试图以这个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各种实际问题。正因为他基本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思想武器，使他对于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的见解，比以前更为正确和完善。他这个时期的著作，不管是对党内外错误及反动思想进行斗争方面，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传播或指导革命运动方面，都在理论上、实践上不断地做出有益的贡献。因此，他又是我们党内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

　　在进行以上工作的同时，他还经常到小沙渡、杨树浦等工人区域，开办工人夜校，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帮助工人组织工会，领导工人罢工斗争，并积极参加了《中国青年》、《中国工人》等革命刊物的编辑工作。任何时候，邓中夏都是以革命理论家和革命实际活动家的姿态出现的。

　　4月，由于中央对他的工作进行了调动，他离开了上海，到广州，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之后留在广州，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不久，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爆发，中夏同志的革命活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4月，邓中夏从上海到广州，筹备工作是在广州东皋大道的农民讲习所进行的，在一次筹备会的党员会议上，中夏同志作报告。他在报告中还指出“要和国民党影响下的代表合作，争取多数”，“要加入赤色职工国际”，“要团结全国工人阶级，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等等。中夏同志这次报告使大家提高了认识，受到了启发和鼓舞。

　　4月下旬，写了论文《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贡献于第二次劳动大会之前》。后来发表在5月31日出版的第5期《中国工人》上，署名中夏。这篇文章指出第二次劳动大会的目的是“要把这三年（指1922年5月至1925年5月引者注）中间一切丰富的经验，大家检查一下，同时我们亦应该将各种运动的重要问题，给全国工人阶级完整精密确定的规定与指导”接着便提出了六个问题：一、组织问题；二、经济斗争问题；三、争自由运动问题；四、参加国民革命问题；五、工农联合问题；六、国际联合问题。

　　4月下旬，经过长年的推敲，写出了感人肺腑的长篇叙事长诗《孤鸾曲》。

　　邓中夏继承了父亲酷爱古典文学的才气，考上了北京大学文学系。中学和刚进北大的苦读，仍然还沾满着中国古典文学的豪气。是北大的学潮，新文化运动的波涛，北京的救国救民的浪潮，把他这个爱国志士推到了革命的浪尖上。他认知到要救国，就必须依靠亿万劳苦大众；认知到，革命的知识分子熔入到劳苦大众之中，只有抛弃那种咬文嚼字深奥条框的文学形式，用劳苦大众听得懂的文字、话语、说教和行动去感动劳苦大众，真正发动起劳苦大众才可能实现。自1920年开始，他放弃了心爱的古诗，拿起了白话诗。

　　这年4月，伴随他，搅扰他15年的初恋，终于由于女方经不住家庭和社会的挤压而破裂了。青年人相爱的恋情一件件一幕幕，又何曾不再次困扰着他呢？颤动的心在催促着他的诗意发作。用白话诗已经无法再表达他们的爱恋和酸痛，他的心……他拿起了笔，挥毫直书，写下了这篇感人肺腑，又使人回肠荡气的叙事爱情诗篇《孤鸾曲》。

　　4月下旬，到广州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担任大会的秘书长。

　　4月29日，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预备会议。决定全体代表五月一日参加群众示威游行活动，晚上同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工农联欢大会；以大会名义致电赤色职工国际；通电全国各工会团体等，得到与会者的热烈赞同。

　　“二七”罢工失败后，各地工会差不多都被关闭。反动势力弥漫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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