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年谱 1924年(3)

1924年(3)

　　9月10日，晋笙、杨宏德给中夏来信，请求在西安建立团组织的支部。

　　9月13日，在第44期《中国青年》上，发表论文《中国青年应该与“少年国际”结合》，署名中夏。这是一篇充满国际主义精神的论文。文章介绍了少年国际，论述了中国青年和它结合的道理，以及怎样结合等问题。

　　9月，随着工人运动重新被发动起来，党中央决定，建立以邓中夏为主任、李启汉为秘书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筹备委员会。邓中夏在上海从事的工运工作，实际上是他重新进行全国总工会筹建工作的一部分。

　　9月，沪西工友俱乐部正式成立，推举项英为主任，孙良惠为副主任。不久，项英调走，由刘华继任主任。

　　同时，在邓中夏的领导下，在这些活动中，俱乐部将一些受了教育、有了觉悟的工人，吸收为正式部员，并在他们中发展党团员，建立秘密的部员小组。

　　10月10日，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走狗，在上海天后宫举行“上海国民大会”，许多爱国人事贸然参加，竟被打得头破血流，伤者无数，黄仁被打牺牲。邓中夏在文章中痛斥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行为。

　　10月，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工人刊物《中国工人》创刊，中夏积极参加了刊物的筹办和编辑，为刊物写了大量的文章。

　　10月出版的第一期《中国工人》上，发表文章《赵恒惕摧残工人之又一方式》、《英国工团大会的污点》，署名重远；《资本家的慈善事业》，署名中夏；《保护实业》，署名重远；《国民革命与劳资妥协》，署名中夏；《工农军与北伐》，署名中夏；《赤色职工国际之东方策略》，署名中夏。

　　10月13日，在第二期《中国工人》上，为纪念李启汉出狱所写的诗《启汉出狱，喜极而泣，以诗志之》，署名中夏。

　　10月14日，在第二期《中国工人》上，为欢送李启汉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发表了“送启汉赴□□”诗。（注解：□□即武汉）

　　10月18日，在第50期《中国青年》上，发表短文《黄仁同志之死》，署名中夏。黄仁是上海大学的学生。

　　10月23日，会同李立三一起，到关押李启汉同志的监狱，接他出狱。并且写诗以纪念。中国最先开展工人运动的三巨头邓中夏、李启汉和李立三还一起合了影。

　　10月24日，在第二期《中国工人》上，发表文章《启汉同志出狱》。

　　10月，李振赢同志从大连回到上海，报告了大连工会工作有起色，邓中夏乘船来大连视察工会工作。来到大连工学会，付景阳同志曾召集工学会的负责干部开会，欢迎邓中夏到来，邓中夏在会上讲了话。对工学会的工作方法、前途、发展方针作出了指示。邓中夏在大连住了三天。他恳切地打听了工人家庭人口、收入、经济情况、工作及劳动条件。后来他派茂萤到大连工作。之后，邓中夏从大连带出一批年轻工会干部，关向应就是其中的一个。关向应去苏联时，是邓中夏替他报了名，送他上了船。

　　国共合作期间，任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

　　11月初，为了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团组织的涣散、组织的不纯洁等严重问题，受团中央的派遣，邓中夏以团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再次巡视北方各地。

　　11月3日，到达天津。

　　11月4日，在天津召开了大会，到会有22人。会上邓中夏作了讲演。由于此行的重点，不在天津，但也发现天津存在许多问题。当即决定，立即前往北京。待返回时，还要再访天津。

　　同日到达北京，立即投入工作。重新审查新登记的每一个成员。

　　11月9日，在北京召开了审查的筹备会，邓中夏和刘仁静出席。会上确定准予登记的110余人。

　　11月10日，发出《关于筹组北京团地委事致英秋信》。

　　11月10日，由于邓中夏和刘仁静对审查的结果产生了分歧。对此，邓中夏向在上海的团中央进行了汇报。邓中夏认为，这种审查将会埋伏下危机，因为审查时条件太宽。而刘仁静的意见却恰恰相反，两人颇有争论。

　　同日，由于北京发生的西壁之事，不得不马上离开天津。并汇报说“弟归途必到天津、唐山、淄博和青岛各处。”（注：见中央档案馆和北京市档案馆合编的《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编（1922—1926）》）。

　　11月30日，在团中央特派员邓中夏的参加下，在北京召开了共青团全体大会。议程如下：

　　1.改组经过报告；
　　2.赵世炎作政治报告；
　　3.邓中夏作报告《今后的方针及口号》；
　　4.讨论；
　　5.选举。“中央特派员中夏到京，补选地方执行委员四人，当选者黄日葵、贺凯、王中强、刘铭勋。旧委员赵铨林未辞职，仍留任。”

　　11月，在《中国工人》上，发表文章《我们的力量》，署名邓中夏；《海员宣传问题》，署名中夏；《战之厚赐》，署名重远；《“法西斯特”之一幕》，署名中夏；《莫活见鬼罢》，署名中夏；《穆藕初只觉悟了一半》，署名重远；《妙不言的犒师文》，署名重远；《我们领教了》，署名重远；《湖南劳工会仰面事仇证实了》，署名重远。

　　特别要指出的是，《我们的力量》这篇文章，是当时党内斗争当中的一篇，针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重要论文。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以后，中国的职工运动暂时陷入消沉状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便悲观失望起来，认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不可靠，民主革命必须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对职工运动表现了取消主义的观点。

　　为了与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进行斗争，邓中夏写了《我们的力量》这篇文章。

　　邓中夏的这篇论文证明了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强大；说明了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和领导地位；对于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给予了尖锐的批判和无情打击，严厉斥责了陈独秀等背叛阶级的取消主义的观点。这对于当时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开展职工运动，都是有巨大意义的。

　　12月9日，北京团地委执行委员会进行分工，并成立各个委员会，第一次设立工农运动委员会。也制定了北京团组织的“工农运动委员会纲要（1924年）”。

　　12月9日，刘仁静给团中央写信，请求辞去其中央委员的职务，对于刘仁静的举动，邓中夏很是痛心。他曾经非常看重刘仁静，在北大就很器重他。没想到在遇到大的困难的时候，他会做出辞职的决定。为此邓中夏“对刘严加叱责、批判，以至大骂其无能……”（注：见《子云致钟英信请求辞去中央委员事》，1924年12月26日）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