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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2)


  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共到代表281人,代表工会166个,代表有组织的工人54万。大会估计开了7天,通过了三十多个决议,其中最主要的是:一、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二、经济斗争决议案;三、政治问题决议案;四、工农联合决议案;五、铲除工贼决议案;六、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七、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决议案等。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正式成立。

  “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的决议案”后来被收集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编印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中。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各项文件,包括决议、章程和宣言,都是由他主持起草的,其中一些特别重要的文件,完全出自他的手笔。大会的《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的决议案》、《经济斗争的决议案》、《组织问题的决议案》、《工农兵大联合决议案》、《工农联合的决议案》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都是由他主笔起草的。

  开会期间,邓中夏同志担任大会秘书长,是大会的最主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会上他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就设在广州,中夏同志也就留在广州工作了。

  5月3日,苏兆征、邓培、邓中夏等12人,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主席名义致电赤色职工国际: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参加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

  5月7日,即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天,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了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会议依据《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的有关规定,选举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泽生为副委员长;并推举林伟民为总干事、李森为组织部主任、邓中夏为宣传部主任、孙云鹏为经济部(即财务部)主任、戴卓民为秘书部主任。

  各部视工作需要,另选配干事若干名,组成干事局,作为全总常设的工作机构。后来,因为罢工的工作急切而且繁忙,大会选举的秘书部主任戴卓民又被香港当局逮捕了,全国总工会紧急设立了秘书长,由邓中夏同志兼任。

  5月11日,同林伟民、邓中夏、张国焘、苏兆征等出席中国海员工会为欢迎俄国火油船工友举行的宴会。

  同日,在《中国海员》第2期上,发表文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与海员的责任》,署名邓中夏。

  5月15日,上海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为了镇压工人的罢工斗争,开枪打死著名工人领袖、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十多人。该事件引起中国人民的义愤,是酿成并爆发了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

  5月30日,上海的工人和学生,在租界举行援助日纱厂工人的示威游行,群众万余人集合在南京路英捕房门口,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等口号。英帝国主义巡捕开枪射击,死伤许多示威群众,酿成“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上海的工人、学生和市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地举行了罢工、罢市、罢课斗争。这个斗争很快地就发展到全国各地,形成极大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怒潮。

  5月31日,在《中国工人》第5期上发表的《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等文章中,明确提出“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即为了取得政权而参加的”,强调只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才能“防范资产阶级在革命中之妥协软化,并制止其在革命后之政权独揽”。

  5月31日,在《工人之路》创刊号上,发表文章《工人阶级与革命政府》和《中国劳动运动的新生命》,署名邓中夏。

  6月2日,广州工人为抗议英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屠杀,举行示威大会。当“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广东的时候,反革命军阀杨希闵和刘震寰正互相勾结,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广州正处于备战的状态,因此,还不能立即发动罢工,而只能招集一次群众示威大会。但全国总工会已决定在刘杨战争告终之后,响应上海工人的斗争,发动省港工人大罢工,故当战争方殷之际,全国总工会就立即派代表到香港去做罢工的准备工作。中夏同志就是被派去的代表之一。

  中共中央决定领导上海各阶层人民开展罢工、罢课、罢市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并把这一斗争扩大到全国去。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华全国总工会立即指示各地工会,结合贯彻二次劳大的决议,动员组织工人群众响应、支援上海工人的五卅大罢工,迅速掀起各地人民的反帝革命高潮。

  与此同时,中共广东书记陈延年,召集中共中央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邓中夏、中共中央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杨匏安、中共中央驻广州军事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举行联席会议,共同决定,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公开的指挥机关,领导广州、香港工人开展响应、支援上海五卅大罢工的反帝爱国罢工斗争。

  6月初,邓中夏同志到达香港,住在九龙油麻地柏街31号4楼。这里是杨殷同志(注:杨殷字梦,广东中山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一次大革命时代,在广州、香港从事工人运动,为著名的工人领袖。)的亲戚张克青家。中夏同志就在这里和苏兆征、杨殷等同志,共同策划发动罢工的各项工作。因为张克青是九龙关外勤班检查员,所以秘密文件和广州联系的信件,都通过张投到海关公文箱,以免被检查,然后再经可靠的人转交。以后又通过张的关系,在油麻地保灵街2号,秘密印刷罢工传单。中夏同志对香港不太熟悉,又说不来粤语,便经常由杨殷同志的弟弟杨熙乐,陪同到各地联系。又通过杨熙乐的亲戚,租了海仔机利臣街11号三楼和大坑书馆街3号的房子,作为存放和分发罢工传单、文件的处所。

  当时,我们党的力量相当薄弱,全香港的党员不到十人,又多是下层的码头工人;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虽然比党员多几个,但多是学生。

  6月初,邓中夏同志等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招集了香港各工会代表联席会议,香港各工会是参加过第二次全国领导大会的,故对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颇为信任。至于中夏同志的为人和才能,也是香港各工会领袖所了解和佩服的。经过讨论,大家接受了罢工的主张,通过了罢工宣言和罢工要求。决定组织了罢工的统一指挥机关,定名为“全港工团联合会”,并选举了职员。这时候本来已经是“万事俱备”,只待宣布罢工了,可是,事到临头各工会领袖又畏缩起来,中夏同志后来分析和陈述这个情况时说:

  “因为那时如要香港罢工实现,的确少不了他们,去了他们罢工便会被捣乱。我们所需要的是罢工实现,故对于他们一时不能不采取容忍策略。虽然如此,但黄色领袖事到临头终于畏缩起来了,向我们提出许多难题:第一个是罢工工人的食宿问题,他们说刘杨战争未平,罢工工人何处取得宿食?我们解答:刘杨战争三日内可平,回广州宿食不成问题。果然削平刘杨的消息第二日便证实了,但黄色领袖还不相信食宿问题有把握,一定要派代表到广州接洽。其实刘杨战后,广东政府接受共产党的提议,赞助香港罢工,因此香港工会派去接洽的代表得到满意的答复。第二个是如何应付香港政府封锁出口问题,他们说:香港政府如下戒严令,停开火车,罢工工人不能出口,怎样办?我们解答,即便火车停开,尚有好几条水路与旱路可回广州,万一香港政府真的封锁水路交通,我们起来暴动,我们有全世界工人的同情与援助。到最后,第三个难题来了,黄色领袖提出罢工程序问题,他们主张分批罢工,其畏惧罢工更明显了。我们极力主张同时罢工。”(注:见《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1—612页)根据党的指示,通过邓中夏同志和苏兆征、杨殷得同志的不懈努力,香港罢工问题终于最后解决下来。

  6月初,为了联合各种社会力量参加到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中来,邓中夏同志又积极进行了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香港各阶层人民广泛的支援和同情。学生们激于对帝国主义的愤怒和爱国热情,后来果然以罢课支援罢工,并且成立了香港学生联合会,统一领导学生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6月12日,反革命军阀杨希闵、刘震寰,被广东革命政府的革命军扑灭,革命政府转危为安。

  6月13日,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启事”。

  6月1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发表启事”,并与广州太平南路45号海员俱乐部设立省港罢工委员会临时办事处。

  6月中旬,香港各工会举行全港工团联席会议,决定举行反帝大罢工,发表罢工宣言。会后并联名致函香港政府声明罢工理由及提出要求条件。

  6月1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致香港各工团通告,通告中说:“本总工会前已派代表往各处工团,指导一致作实力的对抗,现据代表汇报,贵处各工友对此异常热烈进行办法准备妥当,并组织全港委员会筹备指挥,闻听之下,殊深嘉慰。兹仍派代表前来协助进行。特此函达,贵工团等立即通令全体工友一致罢工,以致帝国主义者死命,……”

  同日,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为“五卅”惨案致香港各工团的信》。

  6月19日晚,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犹如地震一样爆发了。带头罢工的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海员、电车、印务工人;接着是洋务、起落货、煤炭及其他工人,最后是机器、船坞工人罢工。前后约十五天就有25万工人参加罢工。罢工工人纷纷乘火车、轮船,由前山、江门、三水河口分道回至广州。此外,受英帝国主义压迫最厉害的皇仁中学,也举行了罢课,接着育才、华仁、圣保罗、汉文师范等学校也相继罢课。罢课学生代表也纷纷回到广州。他们组织了宣讲队在广州市内和附近进行宣传,到各罢工工人宿舍去讲演。学生联合会还组织了“夏令讲学会”,用讲学的方式来武装学生干部,讲学会的讲师,大都是当时著名的革命领导者,如彭湃、李富春、邓颖超、罗绮园等,邓中夏同志也是讲师之一,他负责讲授省港罢工策略。

  香港英帝国主义者,对于罢工事先早有所闻,曾派出密探捉拿工人领袖;并发布文告,说什么“上海事件与本港无关,工人应安心乐业,不得妄动,妄动者严惩不贷。”企图恐吓和压制罢工工人。然而工人毫不畏惧,很敏捷、很谨慎地传达了罢工命令。

  未罢工以前,香港各工会联名给香港英国当局一件公文,说明罢工理由,并提出罢工要求条件。条件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提出的17项条件第二部分是对香港英国当局的六项要求:一、政治自由;二、法律平等;三、普遍选举;四、劳动立法;五、减少房租;六、居住自由。宣布罢工时,又发表宣言。

  自罢工一开始,作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长、秘书长,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顾问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法制局的顾问,邓中夏就日夜不停地思考着一个大工程,如何把这几十万罢工工人组织起来。一个“东园工人政府”的思路、架构、体制、制度逐渐呈现在他的眼前,他初试着和不断地完善着。组成了党领导下的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的政治架构,代表大会以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做出大会的决议,制定法律和制度,选举出执行大会决议的执行机关,这是能使罢工坚持一年零四个月的根本保证。

  邓中夏进行的,这个党领导下工人政权架构的雏形,为我国政权建设提供了经验,为我国最后形成的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了经验。

  大罢工开始后,随着罢工人数的增加,罢工事务日益浩繁,原有的临时办事处,已经承担不了领导罢工的责任。经邓中夏的周密策划,报请中共广东区委召集有关方面会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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