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年谱 1924年

1924年(1)

　　1月1日，作为团中央的特派员北上，继续巡视和整顿团组织、工会组织的任务。

　　1月1日到达济南。他这三天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入夜，昏黑中见有山崭然，天光映其巔石如□比，如剑列，知道快要到黄河了。俄而渡黄河，车声隆隆，水声澌澌，合奏成激壮之音……九时抵济南……”

　　“二日夜，仍乘京浦车南行。昏黑中不见泰山。前次北上时原在早晨，因熟睡未起失之。泰山是我游踪所至的老友，我现在还能想象日观峰看日浴，斗姥宫听壑声，极天下之至乐。此次北游，竟不失此老友，真是“帐惘奚如”！…（注：见邓中夏：《北游日记》）

　　3日下午，到浦口。渡江。转沪宁车。

　　北游前后共13天，至3日夜里回到上海止。

　　1月5日，在第13期《中国青年》上，发表论文《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署名中夏，文章首先以广东海丰、湖南衡山的农民运动为例，说明“中国农民的觉悟是到了要农会的程度”，并“敢于反抗压迫阶级”，他认为“这种壮烈的举动”，是“中国革命前途可乐观的现象”。接着又提出了关于农民运动方针的三个问题：第一、二个问题，是有关组织和宣传教育的；第三是属于行动方面的，在文章中他强调指出武装斗争的重要，指出组织农民武装是农民运动中特别应该注意的问题，他说：“就中组织民团尤应特别注意。因为农会威权终不敌民团威权之大，假如农民户户有了组织民团，以代替现在地主绅士所召募的民团，一方面固然可以防御兵匪，而他一方一俟时机成熟亦可立呼成军，为革命之用。如此层不努力遍国中的办到，农民运动终是软弱无力……”中夏同志强调组织农民武装的重要性，表明他认为中国农民革命要走武装斗争的道路，这一特点，在当时的中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1月19日，在第14期《中国青年》上，发表论文《论兵士运动》和《北游杂记》，署名中夏。《论兵士运动》一文，论述了士兵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分析了士兵的阶级成分和他们的革命性。他认为军阀所持有者唯兵，打倒军阀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士兵运动，“军阀虽横，士兵变了，不倒自倒。”因此，用功夫向敌方做士兵运动，是“打倒军阀的唯一妙诀”。《北游杂记》一文，是记述上次北行旅途情形的。所记内容：一，纪程；二，与医生谈；三，荒山古寺的北京城；四，直系分裂的朕兆。

　　1月20日，在第1卷第3期《新民国》杂志上，发表时事述评两篇，《北京政府最近一打借款卖国案》、《广州国民党全国大会》，署名重远。

　　同天，在第1卷第3期《新建设》杂志上，发表时事评论两篇，《银行公会反对收回粤海关主权之索隐》、《江浙何以暂时和平》，署名中夏。

　　1月23日，收到北京团区委书记黄日葵的来信。可以知道，当时团组织的工作遇到的困难相当严重，黄日葵在给团中央组织委员的邓中夏的报告中。有这样的一句话：“现（在）最痛苦者是一点经费都没有（适日葵穷的一个大〔子〕也没有。往往寄一封信都得临时找人借三分邮票去）。以致自己愿意牺牲重要的功课，去作联络功夫，因没有车费的结果，也竟不能实行。这是想替团体尽力的人，最感痛苦的……”黄日葵几乎是在乞求似地说：“为着尊重地方工作起见，当乞早日接济，俾团务人致停顿为盼。”经过中夏尽力做了努力，终于得到了解决。（注：见《革命历史文件汇编》1922—1026所载《团北京地委工作报告第三号》（1924年1月23日））

　　1月26日，在第15期《中国青年》上，发表论文《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署名中夏。这一期上还发表了《北游杂记》续，内容是和保定学生谈《恋爱自由问题》。

　　邓中夏从“恋爱自由问题”说起，探讨革命者的行动“不能脱离群众”的深刻道理，做了一次党内思想教育的工作。

　　他分析了当时在婚姻问题上有三派的，最盛行的一封建社会的；二资本主义派的和共产主义社会论理派的。邓中夏说：“不过，我们今生之世，应付环境，似亦应以暂时屈从第二派思想为得计，因为我们尚负有一种革命的使命，似乎不应太着重这一个问题，遭社会的盲目反对，为我们社会运动的前途建筑一个万里长城般的障碍。……”

　　邓中夏提出了革命者在行动上，不应该脱离群众这个深刻的道理，间接地批评了这股脱离群众的风气，做了党内的思想工作。

　　1月，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主任。

　　1月（至1925年1月）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2月2日，为了哀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在第16期《中国青年》上特别编辑了“列宁特号”，其中有中夏同志编辑的《列宁年谱》。这个年谱简要地叙述了列宁的历史、思想、生活和他的革命活动。采用年谱形式介绍列宁的生平事业，在当时还是创举，这对教育中国青年，使他们了解与学习这位伟大革命导师的生平历史，是有重要意义的。

　　2月，在第2期《青年工人》上，发表《大流血》纪念“二七”惨案，以总结教训的文章，署名中夏。

　　2月10日，在上海大学行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中夏同志报告了学校“上半年经济状况”。会上议决组织“上大丛书审查委员会”，他被推定为委员之一。

　　2月16日，在第18期《中国青年》上，继续发表《北游杂记》续，这期内容是介绍《新兴的实力派》的文章，署名中夏。

　　2月22日，经过中夏的努力，上海大学新址终于落成，从青云路搬到西摩路。

　　当时，团中央缺乏工作干部，他从北京、大连等地抽调一部分有能力的青年，一部分送往苏联学习，如关向应等。另一部分充实团中央的机构，如茂萤、杨志云等。

　　2月23日，在第19期《中国青年》上，发表论文《中国兵士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署名增昌；同期和第20期（3月1日出版），连续刊载了《北游杂记》续，两期内容都是介绍《上海的报纸》。从上海报纸的派系，负责人，创办日期，经济来源，发行份数，到它们的思想主张，政治态度，报纸的特点以及在读者中的影响等，都作了分析和论述，对于了解这些报纸提供了具体、实际的材料，就是今天看来，也仍不失为研究这些报纸历史的有价值的史料。

　　2月25日，在“上海大学”行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邓中夏报告了迁校情形。会上议决组织学校“建筑募捐委员会”，邓中夏被推为委员。

　　2月，邓中夏曾办过一种不定期的校刊，他有一篇《货币与物价》的文章发表在该校刊上。

　　3月9日下午二时，上海各界在小西门少年宣讲团举行追悼列宁大会，中夏同志在会上发表演说，大意是“列宁为平民争自由，推翻压迫群众之有产阶级，厥功甚伟，我国号称独立，而处处受人压迫亦当师法列宁，努力奋斗，以图自存”。（注：见上海《民国日报》第四版，1924年3月10日）

　　3月12日，《上海大学》行政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议决编辑《上海大学一览》，中夏同志被推为编辑人之一。《上海大学一览》，是介绍上大概况的小册子，主要内容为校史，章程，各种细则，中学部概况，学生组合简表，教职员、学生、毕业生一览表等。

　　3月15日，在第3期《青年工人》上，发表了三篇文章《悼歌》、《我们为什么追悼列宁》和《列宁传》，均署名中夏。

　　3月16日，在第22期《中国青年》上，发表论文《中国海军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署名寿生。

　　3月20日，在北京，一段时间国民党的团组织和共产党的团组织，在争取进步青年入团的问题上矛盾激烈，紧张到了要动武的程度。邓中夏以团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努力贯彻党中央国共合作的精神，加以疏导。紧张的气氛终于缓和了下来。（注：见《团北京地委关于北京学生状况的报告》，1924年3月20日）

　　3月22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平民周报》上，发表论文《论劳动运动》，署名中夏，文章阐述了劳动运动的重要以后，提出了如何认识当时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

　　3月29日，在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平民周报》第3号上，发表论文《论农民运动的政略与方法》和追悼列宁的诗《悼歌》，署名中夏。

　　同月，邓中夏同志当选为“少年中国学会”第五届评议会评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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