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年谱 1918年

1918年

　　年初，邓中夏很快就被各种扑面而来的各种社会思潮所打动、吸引。

　　4月开始，直到11月，李大钊同志连续发表了《今》、《法俄革命之比较》、《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庶民的胜利》等文章。李大钊同志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中说，十月革命的胜利，将形成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凡可以碍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又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说：“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邓中夏认为这是一条根本的光明大道。李大钊成了邓中夏最折服的老师。邓中夏就盼望着，有一个有如此巨大力量的，为穷苦人翻身解放的革命的理论，如今找到了！他像久旱的禾苗遇到了甘露，拼命地享受着。为了这场拯救国家的革命，他甘愿当一个庶民，一个中国的工人。他是从农村中来的，对中国南方农村生活有所了解，对中国的工人却很生疏。他急切地想看到中国的工人是什么样的，中国的工人阶级是什么样的。他决定到工人中去走走，看看，要了解这些未来世界的主人。

　　5月，当中国军阀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了秘密卖国条约的消息传出后，在日本闻知此事的中国爱国留学生，一致强烈抗议、罢课回国。

　　5月中旬，留日学生的代表四人来北京后，就与邓中夏同志联系，共同商讨行动计划。邓中夏是北京大学八个学生罢课请愿代表之一。

　　5月20日晚，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群众大会，北京其他学校学生代表也应邀出席，大会决定次日前往“总统府”请愿。

　　5月21日，邓中夏组织并参加了我国学生为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签订而举行的罢课请愿斗争。随后又组织并且参加了“北京学生救国会”。邓中夏是“学生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

　　5月22日，由于没有经验受了军阀的欺骗，第二天复课。但很快组织了“北京学生爱国会”。一个能够左右北京青年学生运动的核心，正在逐渐地形成中。

　　10月后，学生们纷纷出版刊物，二十几个群体组织社团。之中最重要的如：“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等。

　　“《国民杂志社》从一出版就是一个政治色彩非常鲜明的刊物，它的内容紧紧地配合着当前正在酝酿之中的反帝爱国斗争，把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凶恶的敌人揭露的淋漓尽致。不过当时这杂志还是以文言文出版的，反对旧文化的态度还不够坚决，对十月革命也有所疑惧。”（注：见《北大青年》第5、6、7期《五四运动和北大学生》）

　　10月，这次罢课请愿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在李大钊同志的帮助下，在原来“北京学生救国会”基础上，成立了“国民杂志社”，创办《国民》月刊，邓中夏担任编辑股干事，并在李大钊同志的指导下研究亚洲问题。邓中夏常以“大壑”为笔名，“在《国民》月刊上发表评论时事的文章。《国民》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兴起上，起了很大的准备作用，他的大多数社员，在‘五四’学生运动中成为积极的参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注：见彭明著：《五四运动在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

　　就在这个时候，俄国十月革命的风吹到了北京。

　　11月，毛泽东来到北京，要去北京的长辛店机车修理厂，安排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生产实习工作。找到了好朋友邓中夏，请他带个路。一时间，邓中夏带着毛泽东几次来到长辛店。长辛店的情形让邓中夏吃了一惊。此前他并不知道北京还有一个长辛店，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工厂，工厂正在进行着川流不息的生产；他也看到了，那里有大量的工人，却都住在矮小破烂的贫民窟中。

　　“冬，乘北大放寒假的机会，中夏约了三五个同学，到唐山等矿区。中夏同志则是为了了解和接触工人，了解工人生产和生活状况的。到了龙口一看，黑洞洞的一片，大家都张口结舌感到惧怕。下矿井是大家有生以来第一遭，心不住地乱跳，吓得昏昏咚咚的，可是就是不敢讲，怕中夏批评”。（注：见张琼：《忆中夏》，未刊稿）

　　回北京后，邓中夏深有感慨地说：“只有接受列宁、马克思主义，走苏俄的道路，中国人民才能得救。”他在心中确立了一生为之奋斗的方向。

　　此后，他的思想和行动有了极大变化，一方面他如饥似渴地寻找有关苏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报道及书籍阅读，另一方面则积极投入到实际的群众运动当中去。他很快就成为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和马列主义运动最活跃分子之一。当年在革命青年中，就有“理论问题找刘仁静，实际问题找仲澥之说”。（注：见《范体仁谈话记录》，1961年5月，未刊稿）看到邓中夏在学习马列主义上如此专心，看着他不断地成长和进步，李大钊非常高兴，1918年下半年，曾对一些还很进步的青年说：“马列主义仲澥是接受了！”（注：见《范体仁谈话记录》，1961年5月，未刊稿）

　　下半年，在北京大学的激进的爱国青年当中，逐渐地掀起了一场拯救中国的革命理论大辩论。邓中夏就是其中最积极最热烈的参辩人。

　　“五四”前后，随着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各种思想的碰撞越来越激烈。在北京，幼嫩的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争论，以及和来自外部的理论斗争越来越明显。这些战斗锻炼和考验着他们，使他们解决了自身存在的许多问题，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及之后的发展垫铺了道路。

　　1918年下半年，在北京，那些追随马克思主义的爱国知识青年，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理论大辩论。在1918年辩论的主题有：

　　1.中国的工人，工人阶级的调查

　　除去上面讲的去唐山煤矿的调查外，1919年的暑假提前放假，邓中夏回老家，祭奠他英年早逝的哥哥邓隆泮。在家乡他四处宣传五四运动的精神，号召青年们起来去创造新世界。在家乡正遇上塘尾民间煤矿工人，为夺回采煤权而与县老爷的斗争。处于困境中的矿工们，听说北京来了个知名的能人，求他来帮助打这场官司，他欣然同意了。他深入矿井调查，了解工人的生产、生活。他亲自到县衙门，和县老爷们争辩，硬是为矿工们夺回了工人们的采矿权。矿工们聚资带厚礼来感谢他，被他坚决谢绝了。这场斗争，使他更加了解采煤工人这个群体。

　　这年暑假，中夏又带一部分同学到焦作矿区参观，并在那里办了个民众学校（职工夜校）。

　　后来，1920年的暑假，他还带着一些同学，去工厂参观。“还到彰德去参观一个纺织厂。厂里童工最多，剥削也最残酷。早上五点钟就上工，有的孩子只穿一条短裤，有的就用一块破布围住下身。晚上六点半下班，早晚只给一碗玉米稀汤，中午只给一个窝头。一天的工钱是一个铜子。看了这些中夏叫大家各抒己见，提高认识决定革命意志。”（注：见张琼：《关于邓中夏同志早年二三事回忆》，1962年7月2日，未刊稿）

　　2.推翻腐败国家机器的社会革命主力是谁

　　一个当时也还颇有名气的北大高一涵教授说：“时间约是在‘五四’运动前一点。当时，陈独秀主张以青年学生为革命的主导力量，他说，学生有知识，有主张，有希望；邓康（邓中夏）等几个学生说，专以学生做主导力量不够，没有实际力量，他提出要以工人为主导力量。（那时我们没有工人阶级的观点，陈独秀也没有什么阶级观点，认为那时中国产业工人很少，农民没有知识，手工业工人思想不进步，力量也不大，靠工人不行）。大家争论、讨论，一方面在《新青年》上《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那时我们住在南池子，他（邓康）常去，去了就辩论。邓康不是反对学生，而是认为主要力量一定在工人阶级，没有工人阶级专靠青年学生则不行。他不但这样主张，也坚持着搞工人运动，常到长辛店去。我们当时认为，他搞工人运动是搞不起来的，常笑他。‘看你搞得起来搞不起来’”。（注：见《高一涵谈话记录》，1961年5月24日，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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