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年谱 1919年

1919年(1)

　　这场大辩论延续到1919年，辩论的主题有

　　1.“问题和主义”的大辩论

　　邓中夏曾总结说：“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阶级思想为之崭然一新，相率竞为新文化运动。开始尚为德莫克拉西的宣传，继而为社会主义的研究。后来社会主义的信仰者日胜一日，首先引起资产阶级学者的抗议，提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之）以与社会主义信仰者挑战，于是在北京方面发生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经过一场激烈斗争之后，结果，在形式上算是主义派取得了胜利。”（注：见《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0页）

　　2.革命什么时候能够成功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有个正确的估计将会给革命者以斗志和信心，给广大群众以期盼。一个当年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范体仁回忆说：“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何时成功的问题上，中夏和罗章龙有过争论。中夏写过日记给我看过。中夏说，卅年可以成功；罗说，一百年都不能成功，至少要帝国主义垮台中国（革命）才能成功。中夏说，辛亥革命实际上是二十年成功的。估计力量，（开始时）孙中山只有一个人；我们现在拿孙中山比，群众力量比他那时大。不动则已，一动力量大无比。孙中山是发动绿林，我们发动力量就大，不要为帝国主义吓倒。睡狮醒来力量极大，要把睡狮喊醒；苏联也不过卅年左右。所以卅年没问题。罗说，成功是要成功的，但是帝国主义一百年内垮不了，所以一百年也不得成功。他说，中国和苏联不同，对苏联，帝国主义干涉它不到，而中国，帝国主义完全可以控制，帝国主义如不打下去，决不会允许中国成立社会主义。”（注：见《范体仁谈话记录》，1961年5月，未刊稿）

　　（注：关于未刊稿的说明：为了收集和整理邓中夏和李启汉同志的资料，1953年，夏明给刘少奇写信，请求给予帮助。刘少奇亲自批示，请中宣部帮助解决。前后接手参与工作的有工人日报社（1954年）、工人出版社（1957年）和人民出版社（1959年）。1959年，在中宣部的努力下，得到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支持，组成了由夏明、魏巍和北京作家协会的钱小惠以及人民出版社工作人员组成的资料调查小组。曾经走访了北京、上海、广州、大连、长沙、宜章、武汉、江苏、南京等地。调查工作一直进行到1962年。本文所提到的未刊稿，就是那个时期收集的资料。——编者）

　　3.壮大革命的力量靠大联合

　　4.阶级和阶级斗争

　　元旦，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新纪元》一文，他进一步号召劳工阶级起来罢工，联合全世界的同胞，打倒资本家。（注：《北大青年》第5、6、7期《“五四”运动和北大学生》）

　　1月，巴黎和会召开。当时，中国有许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不清巴黎和会的本质，对帝国主义尤其美英帝国主义还抱有幻象，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什么“公理战胜强权”。（注：《北大青年》，第5、6、7期《“五四”运动和北大学生》）

　　1月，他参加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起组织的“进德会”。

　　2月份出版的《国民》杂志第1卷第2期上，邓中夏以笔名“大壑”发表在“国内大事记”栏目中的论文就有四篇：《平和问题》、《国防军之成立》、《内阁问题》和《欧洲和议吾国委员之派遣》。在当时，中国有许多的知识分子看不清巴黎和会的本质，对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还抱有幻想，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什么“公理战胜强权”。揭露它们还其本来面目是很重要的。巴黎和会于1919年1月18日召开，从一开始邓中夏同志就极其关注它的动向。

　　先后，又相继发表了《国内大事记》和《国防军和日本》，文章一针见血地揭露反动政府及驻日公使章余祥暗中和日本勾结、出卖国家的罪行，疾声呼喊国人起来哟！

　　2月15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致校长函，建议校长转示同学，注意提倡社会教育。邓中夏相信，要革命，就必须唤醒广大人民群众。

　　邓中夏开始极力从事平民教育事业，召开为平民讲演。在一段时间内，教育救国的思想是他行动的主导思想。李大钊成为中国最早的一个疾呼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宣传家，而邓中夏是其最得力的学生及实践的先锋。

　　“2月，泽东同志第二次到北京，中夏热情地接待了他，此时北京已译出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夏都一一介绍给泽东同志，并一同钻读……，这时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注：见张琼：《关于邓中夏同志早年二三事回忆》，1962年7月2日，未刊稿）

　　3月7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出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征集团员启事》。

　　启事中说：“本校学生邓康、廖书仓等近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并说“平民教育，普及教育也，”“学校教育，唯饶于资财者之子弟始得享受，而寒畯之子弟及迫于生计而中途失学者不与焉，……则人民智识必大相悬殊，社会上之不平之景象必层见迭出，共和国体必根本动摇”，但教育吧，广大的人民又不识字，所以“非从事讲演不为功。”并公布了由邓康和廖书仓起草讲演团的简章。

　　简章里登出来“本团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他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他向北大的广大师生高呼“我们天天鼓吹救国，可是实行下手的地方在哪里？救国的先决问题，是不是要民众觉悟、努力？那我们对于平民教育，又安不可加以十分的注意。同学们呵！请快来加入我们这个团体罢！”

　　他的主张，赢得了广大同学的赞同和支持，团体迅速扩大，大家推举他为总负责人。讲演团里聚集了大批有作为的爱国知识青年。在革命的主力军辩论中，革命知识分子自己首先明白了革命的主力是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之后，他又带领广大愿意献身工人农民的革命知识青年走向工农。

　　3月14日，《北京大学日刊》再次登出征集团员广告，报名地点之一是邓康住北京大学东斋宙七号。

　　3月23日午前，本校平民教育讲演团在理科校长室开成立大会，到会三十五人。选举廖书仓、邓康为总务干事，罗家伦、康白情为编辑干事，易克嶷为会计干事。

　　3月27日，《北京大学日刊》公布了讲演团修改后的章程。

　　3月29日，《北京大学日刊》报道说，已有四十一人报名参加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决定分成四个组，各选主任一人。

　　4月3日、4日、5日，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到东便门内蟠桃宫讲演，虽然黄沙满天，不堪张目，但听的人很踊跃，出乎意料。

　　5月4日，邓康进行讲演，题目是《家庭制度》。

　　5月5日，邓康再次讲演，题目是《现在的皇帝倒霉了》。

　　就在这个时候，“五四运动”爆发了。

　　5月3日，“北京各国立学校学生代表会”又发展成“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联合会是“五四”运动的直接指挥者。作为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邓中夏是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先锋和组织者之一。

　　“5月4日，北大学生上午九点钟便到马神庙二院（理科）集合，准备出发。这时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次长慌慌张张地跑来，企图阻止学生到天安门去游行。北大学生代表邓中夏、黄日葵等十余人和他据理力争，这位次长瞠目结舌、无言答对。最后，邓中夏对次长说：‘我们今天的事，你教育部长是管不着了！’和大队一起冲出校门。教育次长不得不垂头丧气地溜走，游行大队冲出校门，浩浩荡荡地奔向天安门广场。也是他带头，‘不管危险，从（曹宅）天窗跳了进去’闯进了曹大院的院墙，参加了火烧曹家楼的战斗。

　　当天返校后，在三院礼堂开会，决定次日总罢课，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这是我国第一个学生会，参加干事会工作的学生达二百余人，邓中夏、黄日葵参加了文书股工作，当时文书股负责编辑“五七”小报，是个宣传机构。（注：见《北大青年》第5、6、7期《“五四”运动和北大学生》）

　　“‘五四’运动时期，邓康同志是‘北京学生救国会’的总务部干事。照理说非常忙，但他在百忙中还想到为学校工友们补习功课，讲解时事，参加了‘校役夜班’，经常地参加平民教育讲演团，到外面讲演。”（注：见许德珩：《回忆“五四”时期的邓中夏同志》）

　　“5月5日下午二时，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北大法科礼堂集会。为了统一行动，当晚又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联合会的筹备会，第二天，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会址设在北大，北大学生是学联的骨干。会纲中规定：有关各校全体的工作‘由本会暂时委托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部执行’。邓中夏参加了学联的工作。”（注：见《北大青年》第5、6、7期《“五四”运动和北大学生》）

　　5月11日，刊出了北大平民讲演团讲演的题目：《青岛问题》、《青岛交涉失败的原因》、《争回青岛》、《国民自决》、《中国现在的形势是怎样》、《国民现时应持之态度》、《痛史》……，掀起了对中日问题的关注。（注：见《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14日）

　　5月18日（星期日），邓康等四人，将再次在珠市口南路东讲演，由于五四运动的核心组，认为只有北京中等以上学生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必须动员全国学生的力量。核心组便分头到全国各地进行动员。

　　5月18日，他亲自前往长沙，动员好友毛泽东，立即在长沙组织湖南学会联合会，以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举全国学生的力量，来反对腐朽的反动政府。五四运动让他认识到，各种革命力量联合的重要性。

　　6月3日，邓中夏第一次被捕。一位一同被捕的当事人说：“6月3日，天津学生罢课。我和中夏来到前门箭楼，搬方桌子当讲演台，站上去讲演。到了下午，前门的大栅栏也被学生们挤得水泄不通。大家喊着，‘去呀！去呀！’，一人拿一面旗子。擦黑的时候，警察把我们一下子包围起来了，把我们成百成千的人押（进）了午门内。我们在里面向警察讲演、讲爱国道理。中夏站出来讲演。外面的同学前来给我们送被子、送吃的。”当局也意识到，镇压将意味着一场更大的反抗斗争。“到夜里一两点钟（的时候），两个警察押一个，我们又被赶出了午门。”（注：见《杨东莼谈话记录》，1961年3月，未刊稿）这就是邓中夏第一次被捕。

　　6月3日，上海的工人也参加到了“五四”运动的洪流，“五四”运动让他再次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和力量。爱国运动推动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

　　6月6日，五四运动获得最后胜利。

　　6月7日，其他被捕战友出狱。

　　6月，他借暑假（这年学校提前放暑假）之机来到家乡湖南宜章县，为唤起更多的民众，到处奔走，四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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