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大公报》最近言论|陈潭秋

评《大公报》最近言论

　　评《大公报》最近言论(1)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日寇汉奸交相煎迫的情形之下，国家危亡之际，真所谓“千钧一发”，同时全国各地救亡运动，也正在汹涌澎湃地开展起来。在这样民族存亡的最后关头，确实需要有威不能迫、利不能诱的，始终站在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坚定立场的言论机关，担负起“摘奸发覆”、“讨贼御寇”的责任，代表民众的呼声，发挥救国正论，沟通各地各界救国人民的意见，促成全民抗日联合战线的组织。这种伟大的神圣的任务，我们更不能不属望于国内那些历史较久、威信与地位较高和销行较多的日报。可是遍观全国各大报纸，固不少在国难当前，不避艰险，代表大众要求，发抒救国意见的，然而也有些无气节的报纸，在威迫利诱之下，改变原有立场，反而一味阿谀取容，发挥卖国理论，替日寇汉奸张目的。最近的《大公报》即其一例。

　　《大公报》在中国有三十年的历史，是全国有名的日报之一，平时言论，表现它有一定的政治立场，在反对“党治”、争取民主政治的斗争上，曾有过相当的努力。“九一八”后，也曾严厉指责过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虽因对民族自信力的薄弱，有时不免犹豫妥协，不敢提出更积极坚定的民族解放主张（这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然而一般的还是站在反日立场，为民族利益说话，因此，它在中国舆论界上取得了相当的威信和地位，在销行数量上也日益增加。去年十二月初，在傀儡式的“冀察政委会”成立的前夜，该报曾因一篇《勿促国家之分裂》的社论，而受到停邮一星期的“处分”，在该报解除停邮处分时的社论说：“本报停邮处分后，全国读者诸君畀以深厚之同情……此一星期余所得各地各界之援助与鼓励，不堪备述……”由此可见该报过去因为还能相当代表大众的意见，而取得全国各界之同情与拥护。

　　然而该报自受此次停邮处分以后，遂逐渐改变态度，四月以后则完全走向反动方面去了。我们现在就救亡运动的几个根本问题来考察该报的前后言论，可以看出它逐渐反动的过程。

　　一、对学生运动问题

　　学生运动，对于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意义，以及全国各界对学生运动之同情与援助，这是毋庸赘言的。现在且看《大公报》过去和最近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怎样。

　　当去年十二月学生运动勃发之初，该报于十一日《对学生请愿之感言》中说：“……希望中央及地方当局，认识平津教育界匡救运动之真因，在客观的时局之恶劣，而不在私利私见之抵触，故应付方法，只宜出以开陈利导，盖四万万人中有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只有此数，义应爱护也。”

　　又该报十二月十四日社论，又深责政府当局对不起青年，亟应“切实反省，设法补救”。及至二三月间，对学生运动还表示相当同情，还认为“其心可谅，其情可悯”。可是最近在平津学生响应“世界学联和平自由文化促进会”之号召，举行反战争、反法西斯主义的定期罢课事件发生时，则大骂学生“盲目服从”，为“幼稚无政见”，认为国际学联性质至不鲜明。该报并又藉此发表了一篇“高明的”汉奸理论。该报社论说：“……当知世间因果律之支配，乃绝对的而非相对的，中国国难严重至此，断非无因而至，将欲解除困难，非从科学技术上实际努力，决无捷径可走……再则，方今世界同情，孰不集中于亚比西尼亚，然而国联之援助，何敌于意大利之大炮飞机，英国之制裁，何补于亚国人之流离颠沛，科学残酷，无血无泪，爆裂弹所加于亚比西尼亚之国土与人民者，任何国民之精神同情，对之固不能有丝毫帮助。吾人此际益应明了，任何外国人之同情，绝不能减免一国之困难。”这篇社论，我认为是该报“最出色的”“集反动之大成”的文章。这篇文章的用意，很明显的是要从各方面完全取消中国的救亡运动，以便使日本帝国主义毫无畏忌地来放心宰割全中国。

　　它师一般汉奸的故智以“科学救国论”或“唯武器论”的烟幕来说明中国无力抗日，特别以亚比西尼亚的抗战失败来作证明。（关于亚国抗战失败的教训，本刊本期已专文论述，在此不赘。）

　　它以“任何外国人之同情，绝不能减免一国之困难”的理论来替日寇广田三大原则之一项（即所谓“停止以夷制夷政策”）作注释，要中国民众拒绝列强任何善意的同情与援助，特别要放弃联俄抗日的主张，使中国在国际上更加孤立无援，以便日寇肆意摆布。

　　它说：“国际学联性质极不鲜明”，说学生“遥受指导”的“盲目服从”，这不但是侮辱国际学联，侮辱平津学生，而且是暗示当局以压迫学生的藉口（关于国际学联的真相及其对中国历次解放运动之同情和援助，这次决议的光明正大以及平津学生定期罢课之合理，天津《益世报》在四月二十五日——即《大公报》社论发表后之次日——社论中已指出）。

　　《大公报》在去年十二月曾分析学生运动爆发原因之一，是连年“埋头读书不问政治之指导原理”的反作用，然而在四月这篇社论中，它又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也采用了这种“指导原理”。这就是说要中国人民，特别是爱国学生，应当伏首帖耳，任人宰割，不准反抗的意思。

　　二、对防共问题

　　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数年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的事实，是每一个有心肝有耳目的人共同承认的，只有汉奸卖国贼如汪精卫、宋哲元[1]、殷汝耕、杨立奎之流，才会无耻造谣诬蔑，只有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才会提出共同防共问题。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共产党红军在抗日工作上，曾经进行过许多具体的步骤，如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派出[2]，如与过去福建人民政府及十九路军订立抗日协定[3]，以及尽力帮助北方冯、吉、方、孙抗日的发动等。特别是去年华北问题发生后，该党与苏维埃政府宣言不分党派团体，一致团结，建立全民抗日统一战线。而该党所领导的红军，在长途西征以后，复不避艰难，不畏劳苦，由川而甘陕，由陕入晋，以求实现其抗日救国素志。该党这些实际抗日步骤，不但取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与拥护，不但取得在野名流的赞扬，一致主张停止剿共，联合抗日，就是南京政府要人冯玉祥[4]，西南元老邹鲁[5]，甚至一向反共最力的章太炎先生[6]，也不能不承认共产党红军是抗日救国的伟大力量，而主张“停止剿共”，主张“开放党禁”，主张“不问过去是否加入共产党，只看今日主张如何”。

　　《大公报》对于这一问题怎样？

　　该报去年十二月九日社论云：“吾人业报者，只认国家，不认党派，惟主张全国之有国民意识者，俱立于一条战线上为救亡而努力。”这明显地表现该报这时还是赞助反日统一战线的，也主张不分党派，凡愿意抗日救国的，应形成统一战线，还不失为代表全中国广大人民的要求。

　　该报在今年二月红军入晋后的几次社论，虽在“言禁森严”之下，未敢公开肯定说红军是真正抗日救国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未敢正面提出停止“剿共”与联共的主张，然而隐约的暗示与侧面的敲击中，确已多少表示了这种意见。如该报二月二十五日社论有云：“近数月来整个共党在政略上已有重大变化，盖不复言否认私有，没收土地之陈话，而集中于抗日之煽扬，且抛弃专政之口号，今在华北睦邻防共空气之中，而有渡河入晋之事，其意是否不顾利钝而自动的迎头接触，此一大问题则不可知矣。”又该报三月五日社论云：“……夫剿共兴师，六七年矣，瑞金之毛泽东，今在汾西焉，此诚大变化也。然变化之尤大者，为国家之形势，今之华北，已非数年前之华北，山西本腹地奥区，今则势同边省。……此次共党倾巢东来，乃以对外为号召……官电侈言聚歼可期，此事实所或有，但常情所难信，陕北往事，其明证也……诚能使共党放弃赤化中国之企图，则宜兼致力于招抚，庶几望内忧之渐消，亦可免外患之牵动……”

　　我们再看该报在四月以来，关于防共问题的言论，则完全一反以前之立场，不但主张彻底消灭抗日救国的红军，并且为日寇“防共”政策作辩护。该报四月二十二日社论说：“陕北共匪，潜踪渡河，晋省防务，立告吃紧，外交方面，因受刺激，冀察防共问题，亦随之突形急迫。迩来晋省军事幸告缓和，然而共祸本体并未消除，以致外方所传共同防共之呼声，张弛不一……虽然，此事症结，始终在内而不在外，我为自有办法，外交上殊不足惧，盖外人心理，决不愿以实力与共匪直接周旋，我自能了，实彼所衷心愿望者也……甚望军事当局，妙算无遗，速速联合聚歼，使共同防共，目标丧失，此策之最善者也。”不但如此，同时该社论中还建议防共具体办法五条，其中有甄别中小学教职员（即所谓取缔“不良分子”）及整顿团防，办理保甲，使“共党欲入境且不可得”。最后还说：“……不出三月，防共之效，必可大见，彼时纵有防共协定，实际无须执行。”

　　我们细按这一社论的用意，可以看出它的反动性，它的荒谬绝伦，它的自欺欺人的汉奸理论。如果把这一社论用更简单的话解释起来，就是：“因为红军要抗日，才引起日寇要共同防共的问题。”但这并不是日寇的野心，而是中国自己的错误。因为日寇本不敢打红军，如果中国自己能消灭红军，那么，日寇是很高兴的。甚望军事当局，速速联合聚歼红军。而具体防共办法，必须大批屠杀先进爱国分子（所谓甄别中小学教职员）与桎梏人民的行动（所谓“整顿团防，办理保甲”），使共党不能入境。这样，“不出三月，防共之效，必可大见”，至于防共协定，此时签订无妨，因为到了“大见防共之效”的时候，“纵有防共协定，实际无须执行”了。

　　该报在五月二日《冀察如何防共》一文中，同样并不反对防共协定，只是希望日寇暂时“只可以进言而不可进兵，以防激动中国人心，更为共党增声势”而已，这实际也是效忠于日寇的一种汉奸式的建议。

　　我们深为《大公报》庆幸，它的防共建议，已辱蒙“冀察当局”采纳了：防共协定已正式签字，冀察各县农民被捕三百余人，被杀五十余人，中小学教职员也正在被捕杀、“甄别”中。

　　三、对联俄问题

　　关于联俄抗日问题，已成为全国救亡运动中广大群众的一致主张。上海文化界救国协会在驳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宣言中，曾痛切论到国民党因执行反俄政策，自陷于孤立无援的国际地位之失计，北平文化救国会，早已提出“恢复总理遗教，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决议；许多名流学者，更多发挥联俄问题的重要；特别在苏蒙协定发起后，全国人士更深刻认识苏联帮助弱小民族的诚意与毅力（只有南京政府才会受日寇指使，提出抗议）；而最后冯玉祥、邹鲁两先生的谈话，亦都认联俄为外交政策之中心问题。

　　《大公报》在对联俄问题上，同样表现出它的反动过程。

　　该报平时言论，对联俄问题，一般还是站在同情与赞助的立场。至该报四月九日社论，对苏蒙协定的分析，尚认为是防御的军事同盟性质，防止日寇侵略外蒙为目的，尚主张中国对日苏关系不应作左右袒，虽然已放弃从前联俄立场，但尚未到极端反动的程度。可是在四月十八日《日苏关系与中国》一篇社论中，则完全暴露“汉奸”面貌。该社论说：“……日本既以东亚唯一安定的势力自命，欲不战而胜，且尤其日苏对峙之今日，则其对华政策，在种种观点上，义应优于苏联。此为收揽人心之必要条件也。苏联关于外蒙，尚始终承认其为中国领土完整之一部分，日本于东北四省何以不能？若曰苏联为空言，则空言固胜于无也。日本何并此空言而靳惜不与乎？以上所述，东亚大计也，根本也，此言尤为对日本而发。诚以日本政治家果能了解及此，则今后东亚难局，将一齐迎刃而解。譬如日本允与中国合理的解决满洲问题，而苏俄依然闭塞外蒙不能践约，则中日竟演成共同行动之局面，亦不可知。倘中日不侵之约成，而中苏间或日苏间不能如愿，则中日间之政治关系更有重要发展，亦不可知，此日本不战而胜之路也。”这一段话，表面上似乎是希望日寇改变对华侵略政策，但实际仍是汉奸式的建议。其真正意思，就是向日寇献策：尽管各方面实际加紧侵略中国，但形式上可以缓和一点，来收揽人心。那末，中国愿意受日寇指使，反对苏联，做日寇进攻苏联的炮灰。这是何等忠顺的奴才论调啊！

　　上述是《大公报》最近在救亡运动中的几个根本问题上的言论。实际上就是帮助日寇实现“不战而胜”的政策。

　　此外该报最近关于对内蒙问题，对德“满”商务协定问题，对华北“中日经济合作”问题，对国联问题，对宪法与国民大会问题，无一不是站在汉奸的立场，阿谀取容的态度，更用不着一一列举，多费本刊的篇幅了。

　　究竟《大公报》堕落、反动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们迹寄海外的局外人，当然不知其详。据国内传来的消息，说是该报社已经改组，从前的编辑已经被撤换，新的编辑却是主张“提携亲善”的人物。从该报最近言论看来，这个消息大约是不虚的了。我们不能不为《大公报》之历史痛惜，更不能不对被撤换的旧的编辑表示同情与愤慨。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为抗日救国而呼号，继续在舆论界主持正义。我们更希望国内一切舆论界，在国势危如累卵的今日，坚定地站在挽救危亡的立场，不为任何恶势力所屈服，真正做到爱国民众的喉舌，特别要铲除舆论界蟊贼，肃清汉奸论调。

　　【注】

　　[1]宋哲元（一八八五——一九四〇）：山东乐陵县人。曾任冯玉祥部师长，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二十九军军长、察哈尔省主席、第三军团总指挥、平津卫戍司令等职。在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参加了长城抗战。后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并兼河北省政府主席。七七事变后，起初对日妥协，后来表示要固守北平。

　　[2]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中共“不辞一切困难”，派出由寻淮洲、粟裕领导的红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经福建、浙江，十月进入赣东北，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继续北上，遭到国民党强大兵力围攻而受到极大损失。但它推动了群众抗日斗争的发展。

　　[3]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同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行动之准备”。

　　[4]在九一八事变前夕，中共北方组织就与冯玉祥建立了联系，派人面晤冯玉祥，商讨中国革命问题。在冯玉祥同意之下，中共在冯的骨干力量——汾阳军校中发展党员。在冯被迫隐居泰山期间，中共继续与他保持联系，帮助他学习进步著作，探寻抗日救国之路，劝冯发动民众抗日，交换组织抗日力量的意见。在冯到达张家口后，中共应邀派出数百名党员，从起草文件、联络力量、寻求外援等多方面协助冯筹建抗日同盟军。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冯为总司令，下辖方振武的两个军四个师，吉鸿昌的第二军四个师，佟麟阁的第一军四个师，孙良诚的骑兵两个军等共十万人。在同盟军建立后的抗日斗争中和同盟军失败后的继续斗争中，中共都给予了多方面的合作与援助。

　　[5]邹鲁（一八八五——一九五四），广东大埔人。早年参加同盟会，一九二四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委兼青年部长，反对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西山会议派”骨干分子。九一八事变后，任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委员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一九三三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一九三五年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及国府委员。

　　[6]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九三六）：浙江余杭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早年追随康、梁，主张改良，后又同改良派进行了斗争；他曾倡言革命排满，策动讨袁，参加护法，也曾拥护黎（元洪）、袁（世凯），反对孙（中山）、黄（兴）。五四运动后，章太炎坚持“联省自治”，大叫“反对赤化”。九一八事变后，他主张坚决抗日，声援十九路军抗战，号召青年拯救国家危亡，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开始有了变化。

　　(1)这是陈潭秋以笔名余杰发表在《全民月刊》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上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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