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统一战线政策|陈潭秋

论统一战线政策

　　论统一战线政策(1)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日）

　　“抗日救国”的呼声，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逐步加紧的侵略之下，已成为全中国爱国民众一致的迫切要求，在这种普遍的呼声之下，国内外各个党派、团体、名流、学者，发表了不少的“对时局宣言”、“告同胞书”、“通电”、“决议”以及个人的谈话，著作，竞相提出救国主张。我们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最大多数是主张“以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来组织民族革命战争以争取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领土完整”，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民族是最后危亡关头的一线生机。

　　然而救国的总方针虽然渐趋一致，而在统一战线政策的实际运用上，则仍旧发生一些不相同的观点与主张，这种观点和主张的歧异，如果不能克服下去，则将要对于统一战线的形成与抗日斗争的进程上，不免发生多少暗礁，在实际上这只是更便利于敌人的进攻，便利于敌人破坏我们统一战线的力量。因此，我们应当把关于统一战线政策上不同的主张，提出公开讨论和批评，以谋得救国政策的一致。

　　首先我们应当承认，最初提出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是中国共产党，该党中央及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早在去年八月一日，在华北问题爆发后，即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该书中明白的具体提出了“全民反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并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为这一统一战线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毫无疑义的，这种主张是能代表最大多数国人的意见的。所以该书发表以后，很快得到各方面的同情与响应，特别是全国学生救国运动发生后，不但是各地学生，而且各界团体、名流、学者、政论家们，都拥护“全民统一战线对日抗战”的主张，并具体提出“停止内战”，“停止剿共”的口号，正因为如此，所以宋哲元以至下流无耻的杨立奎诬指学生运动及一切爱国团体为“受共产党利用”，“共产党操纵把持”。

　　然而共产党这一主张，也不是没有受到反抗。首先是殷汝耕、宋哲元、杨立奎一般卖国汉奸完全投到日本帝国主义怀抱中，替日本帝国主义效忠，为组织日帝用以灭亡中国的“反共统一战线”而努力；然而上述这种人，是明显的国贼，公开反对统一战线，容易为一般民众所认识所痛恨。对于统一战线更危险的要算第二种人，他们以“左”的词句，表面上也主张抗日救国，也赞成统一战线，但实际上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反对抗日救国与破坏统一战线的。

　　在上述第二种人中间我们发现有所谓“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者，于去年十二月一日发表对时局宣言。所谓“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我们都“莫名其妙”，有人说是第三党的变名，有人说是少数落魄分子想在抗日战线中来投机取巧，还有人说是日本帝国主义收买来的奸细，专门为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但不管它是什么，总之，它不是群众的组织，不能代表真正救国群众的意见，是可以断言的。本来，这类“莫名其妙”的东西，值不得我们多费时间和精力去批评它，但因为它宣言中的主张，对抗日救国含有“毒素”的作用（无论是主观的或客观的），所以又不能不予以揭发。这种揭发，不但对于所谓“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就是对于上述第二种人的其他部分，也是必要的。

　　该宣言中所提出的主张，似乎比中国共产党还“左”些，还“革命”些，但究其实际，则恰恰得到相反的结果。

　　该宣言中有这样一段：

　　“……在中国有军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地主豪绅的集团，为一切帝国主义者镇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屠杀和监禁中国的革命的进步的分子，出卖中国主权和领土。……因此，我们坚决指出，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绝对不能与反国内的军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地主豪绅的战争分开。”又一段说：

　　“我们应当郑重声言，中华民族的解放，断不能属望于南京统治者和南京系统以外之一切军阀、官僚等反动集团，而以能求之在已，只能由工农劳苦大众以及真正革命的分子自己的手来完成这历史的大业。……”

　　该宣言这两段，主要的指明：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目标，不仅是外国帝国主义，同时还有国内的一切军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地主豪绅。因此，民族革命战争应当与反军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地主豪绅的战争同时进行。而民族解放运动断不能望于南京和南京系统以外之一切军阀、官僚等反动集团，只能由工农劳苦大众以及真正革命分子来自己动手。

　　我以为这种策略方针，只能适合于中国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政治形势，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所执行的，正是这种政策，然而今天如果还采取这种政策，则不但是统一战线的桎梏，而且将要成为增加民族解放的障碍的政策。其实也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所需要的政策。

　　我以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客气点说，是因为没有看到今天的与大革命失败后那一时期的客观条件的不同，没有看到下面的新的特点。这特点是：

　　民族危机到了新的空前的阶段。大革命失败后的民族危机，绝不像现在的危急程度，就是“九一八”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还只踏遍了关外的东三省和热河，关内还没有受到直接的蹂躏（部分虽然是有的），在今天的情形就不同了，不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三省施行的掠夺、屠杀、奴役的毒辣政策，一一实现于关内，而且华北内蒙被占，华中、华南各省岌岌可危！领土的割裂，主权的丧失，都达到了不可终日的形势。不但数百万方里的土地，一万万余人民及富饶的物产，尽陷入日本帝国主义的血掌，而且中国一切内政、外交、军事、财政、文化、教育，无一不受日寇的强暴干涉，甚至官吏之任免，军队之撤驻，以及国民党党部之存废，都须决于日寇之意志。此种亘古未有之奇耻大辱与行将到来的亡国灭种之惨祸，不但是中国工农劳苦大众，凡是有血性的中国国民莫不痛心疾首的。

　　同时，国内经济危机随着民族危机而深入。自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经济，在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统治的掠夺、剥削之下，已逐步的凋零破坏。特别是华北问题发生后，有关中国经济命脉的主要铁路和矿山，完全陷落于日本强盗之手，对中国民族经济与国家财政有极端重大意义的海关，也丧失了很大一部分，加之连年巨大的灾荒，农村经济走上毁灭的命运。而微弱可怜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在内外夹攻之下，也急剧地陷于破产灭亡的惨境。

　　在这种民族危机与经济危机条件下，不但中国工农劳苦大众遭受空前的浩劫，饱尝压迫、剥削、屠杀、摧残、失业、破产的痛苦，而且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军人、官吏、知识界以至国民党党员，也莫不有“朝不保夕”的恐惧。因此，“抗日救国”，在今天不仅是工农劳苦大众的呼声，而且是全民族的一致迫切的要求了。

　　对的，那般军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豪绅地主，过去和现在都是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是替帝国主义来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并且我也承认，在他们中间，还有不少的人仍在继续进行其祸国殃民的勾当。然而在今天这样的民族危机与经济危机条件下，在这些人中间，是否也有愿意抗日或可能抗日的呢？我肯定地说：有的，而且不在少数。十九路军的蒋光鼐、蔡廷锴，过去北方的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东北军的马占山、李杜、王德林、苏炳文、王以哲、何国柱等不都是抗日军官吗？过去福建人民政府的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等不是主张抗日救国吗？西南的胡汉民、邹鲁、肖佛成等现在不也在主张抗日吗？最近的学生运动不是取得了各界热烈同情与援助么？上海十四法团与九十三同业公会不是通电主张抗日讨贼么？他们不是包含了各阶级的成分么？特别是东北的实例，更可证明，东北有许多商人地主、军官、官吏在各方面同情和援助义勇军的抗日斗争，以及最近“北兴安省”省长等的反日事件，都证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所指出应当反对的那些人中间，还有很大一部分反日力量。姑无论他们的反日，是真正为了全民族的解放，抑或为了保存自己个人的身家性命、财产、地位，然而他们今天反日是事实。试问争取这些反日力量与拒绝这些反日力量，哪一种策略对于反日更有利呢？我想，只要不是没脑筋的人，都会知道多一份力量比少一份力量总要好些。

　　所以，就策略意义来说，革命队伍，应当尽一切可能来争取一切有利于革命的力量（哪怕是暂时的、动摇的、不可靠的力量）到革命方面来，因为这样一方面是增加了革命的力量，同时也就是削弱了敌人的力量。所以我们对于一切反日的力量，无论是军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地主豪绅、国民党员，无论他们过去曾作过祸国殃民的勾当，只要他今天是诚心反日的，都应团结在反日统一战线之内。只有那些死心塌地甘愿做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汉奸卖国贼，才是我们要反对的目标。因此，在今天我们的口号不应当是一般的提出“反对国内一切军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地主豪绅”，而是“反对甘心做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汉奸卖国贼”。如果一般的提出口号，则在革命方面，失去了这些可能的反日力量，在日本帝国主义方面，有机可乘来勾引这些可能的反日力量，在被拒绝其反日的情况下，有可能仍旧走向反动的营垒去，甚至走向汉奸卖国贼的营垒去。这样，革命队伍不但削弱了自己方面的反日力量，而且增加了敌人的力量。

　　至于说到革命的动力，固然，工农劳苦大众是民族解放战线上的基本队伍，但在今天总决不是唯一的队伍。然而这种基本队伍，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为了扩大自己的阵线，为了增加自己的实力，为了更有力的打击敌人，也决不应丝毫拒绝——而且也没有理由拒绝一切反对共同敌人的同盟军。相反的，应当尽量争取和利用这些同盟军。即令这些同盟军，有的是不坚决的，甚至要半途变节的，也应当尽量利用到它的反日作用终了为止。因此，我们就不应当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断不能属望于南京和南京系统以外之一切军阀、官僚等的反动集团，只能由工农劳苦大众以及真正革命的分子自己动手来完成这历史的大业。”而应当说：“中国反日的民族解放运动，要由中国工农劳苦大众与一切反日力量团结一致来完成这历史的大业”。换句话说，就是要由“全民反日统一战线”来完成。

　　我们回头再看中国共产党是怎样提出问题的。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王明（即陈绍禹）先生在他《抗日救国政策》中这样写着：

　　“……中国共产党深刻相信：在民族危机日甚一日的条件下，除了我们的伟大民族全体总动员去进行坚决的、无情的、英勇的反日斗争而外，别无其他救国方法；同时在共产党方面，除了抗日救国的人民统一战线这个策略而外，没有其他任何办法能动员全体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斗争。”

　　又该党去年八月一日告同胞书中有这样一段：

　　“……当今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和利害上的歧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此外，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现在更进一步地恳切号召：

　　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兄弟们！

　　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的同志们！

　　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

　　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

　　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瑶、黎、番等）的兄弟们！

　　大家起来！

　　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中国共产党这样提出问题的根据是什么呢？据王明先生在《抗日救国政策》中说道：

　　“……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且是中国全体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政党。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命运，与中国全体人民的命运是血肉相连而不可分离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先锋队，因此他对全体人民的命运最关切和最负责。除了中国人民利益之外，中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没有其他任何的利益。”他说：“……目前在中国，从阶级力量对比的观点看，有了很大的变动：现在不仅工人阶级，农民和一切劳动者，更加日益觉悟到必须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进行坚决的斗争，不仅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对失业的痛苦，反对饥寒交迫的境况，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日益迫切感觉到，必须采取坚决办法，来阻止日本帝国主义贪欲无厌的侵略，来挽救国民经济继续不断的崩溃。”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所以“不念旧恶”，愿意与一切政党、团体、军队及各界人士共同组织全民抗日统一战线最有力的根据（当然还有其他根据）是：第一，由于该党对解放中国全体人民所负的不可卸脱的责任；第二，由于阶级关系的变动。

　　不但如此，共产党对于它几年来的死对头——蒋介石和南京军队——所采取的态度，也是以反日为前提来决定的。王明先生在他《抗日救国政策》中说：

　　“……我们公开宣称：虽然他（指蒋介石，下同——作者注）作了无限卖国殃民的罪恶，但是，如果他真正停止与红军作战，并掉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不仅给他以向人民和国家赎罪的自新之路，而且准备与他及南京军队一起，在共同的一条战线上，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由上面几段引证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反日统一战线的观点和立场，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所提出的，有根本的差异。前者是主张不分党派、团体、信仰，团结一切反日力量，组织全民族的反日统一战线；而后者是固执派别成见，主张拒绝一切反日力量，共同组织统一战线，实际上就是反对全民统一战线。二者之中，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是正确的，而且是必需的，真正能够抗日救国的政策。

　　其次，“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对时局宣言中另一段写道：

　　“中国民族解放的实质，就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劳苦大众，从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资产阶级、地主豪绅的榨血机下解放出来。……可见中国的土地革命，便是中华民族解放的主要内容，除开土地革命，则民族解放，必成为官僚政客欺骗人民的术语。我们坚决主张：民族解放与土地革命，绝对不能分离，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必须毫无顾忌地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

　　这一段的中心意思，就是“民族解放的实质，就是工农劳苦大众的解放”，“民族解放与土地革命绝对不能分开”。

　　无可争辩的，土地革命问题，在中国最初提出者和实行者是中国共产党。

　　究竟民族解放的实质是否就是工农劳苦大众的解放，以及民族解放与土地革命的关系问题，我想用不着我们来多加讨论，我以为王明先生在他的《抗日救国政策》中，已经很明确地指出来了。他写了这样一段：

　　“其实，对这两种革命运动的相互关系，应当有下列正确的了解：革命的这两大巨流彼此间有极密切的联系，但是，无论从任务方面看，无论从动力方面看，都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虽然反帝革命推动千百万农民去进行解放斗争，同时，农民是反帝革命的基本动力之一，如果没有农民的积极参加，那末，任何反帝革命，都不能得到真正胜利的结局，然而，反帝革命运动本身，并不能解决土地革命运动的任务。同样，虽然土地革命运动归根到底要唤起农民去实行反帝斗争，而且土地革命运动本身，也并不能直接解决反帝革命运动的任务。因为反帝革命运动的基本任务，在于驱逐外国帝国主义者出中国，使中国全体人民得到民族解放；而土地革命运动的基本任务，却在于铲除封建残余，首先就是要取消中国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度和军阀官僚的统治。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两个任务，虽然客观上都带着全民族和全民的性质，然而经验证明，反帝革命运动的动力，要比土地革命运动的动力还宽广些。”

　　这一段话，完全可以说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完全把民族解放与土地革命混为一谈，也正因此，所以不能不得出“只有工农劳苦大众才是民族解放的动力”的结论，所以不能不拒绝工农劳苦大众以外的反日力量。所以实际上不能不是反对全民统一战线。

　　虽然中国共产党根据各种理由，在全民抗日斗争中并不放弃它的土地革命的原则立场，但他们在土地政策上也有很多新的转变，如《抗日救国政策》中所提出的：对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不没收，并允其继续出租；对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工具均不没收；对抗日军人的土地不没收；对商人兼大地主只没收土地不侵犯商业；以及在某些特别情形下没收的土地，由政府给予相当代价等。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为什么有这些转变呢？据他们自己的声明是为的纠正过去执行中的个别错误，尤其重要的是为的要适合于便利于建立抗日救国的广大人民的统一战线；因为他们认为今天摆在他们面前的最中心的最紧迫的任务，是“抗日救国”，如果国不得救，则土地革命也成为虚话。这种观点以及上述土地政策的转变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所提出的“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必须毫无顾忌地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主张，也是根本不同的。

　　此外，“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在对外政策上，同样有很大的歧异。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除主张恢复联俄政策与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剥削民众外，对英美等帝国主义，与对日本帝国主义一样看待，不过“中国的反帝民族革命战争，应自对日宣战始”而已；而共产党则主张“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众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就是说，“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主张联合苏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中国共产党则主张不仅要联合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苏联）作同盟，而且要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英美也包括在内）建立友谊关系。这两者的不同，同样表现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还没有了解“统一战线”的策略意义。

　　帝国主义危害于中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想中国人除了汉奸卖国贼外，谁也不会对帝国主义有好感的；然而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集中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策略上应当而且必需尽可能避免多树敌人，应当而且必需利用敌人中间的矛盾。今天我们的最危险和是最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削除它的外援，使它孤立，并尽可能地联合一切反对它的力量来打击共同的敌人。因此，我们今天的策略，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集中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将英美列强与日本帝国主义分别看待。相反的，如果我们不会利用敌人间的矛盾而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政策，那将使日本帝国主义有可能来缓和它与其他列强——特别与英美的矛盾，甚至联合起来一致压迫我们。

　　其实，“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前后就提出过的。在“九一八”后，该党还继续提出“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口号。但在今天，他们已经修改了这个口号。因为，在大革命前后，各帝国主义间虽然存在着矛盾，然而它们进攻中国的统一战线还是很巩固的，这种统一战线，对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有很重大的意义；在“九一八”时，各帝国主义间的矛盾虽继续发展，然而它们共同进攻中国的统一战线，还未完全破裂，所以当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时，不但未引起其他帝国主义的严重反抗，甚至英法在当时还采取同情和辅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可是今天的情形就不同了，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已达到更加尖锐的形势，日本帝国主义在排挤英美、独占中国的积极政策下，使自己陷于孤立无援。在英美则有合作对日的趋势，而且对中国民众的抗日斗争表示中立甚至还多少同情（自然是为了它们彼此的矛盾，而不是真正希望中国民族解放），所以提出“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在大革命前后，或“九一八”时，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正确的策略口号，而在今天则是愚蠢的策略了，因为只有蠢才才不知道利用敌人间的矛盾来加强自己的力量。

　　我们再看共产党关于这个策略问题是怎样说明的。在《抗日救国政策》中说：

　　“……在这种情形（系指彼此竞争的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间的矛盾——作者注）之下，布尔什维克党正确的、恰当的政策，便是在于对中国革命这些间接后备军的作用和意义，给以适当的和应有的估计，灵活地、正确地和及时地善于利用它们去便利于革命的事业，随时随地地注意集中革命的力量，去打击当时当地最危险的、最受全体人民痛恨的、最少内助和外援的敌人。

　　“……在今天这种形势之下，关于革命间接后备军的作用和意义问题，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我党的新政策的实质，恰就是为的要去利用革命的一切可能的间接后备军。”又更具体地写了这样一段：

　　“……现在，不应该把一切帝国主义列强都一律看待，苏维埃外交政策反对的主要对象，应当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于其他的帝国主义国家，苏维埃不仅应当设法去与他们建立经常的关系，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还可与他们联络一起去反对共同的敌人。”

　　这已经很明白地具体地阐明了对外政策的真义了。

　　上述各点是所谓“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去年十二月一日对时局宣言与中国共产党新政策主要不同的地方。

　　最后，我要恳切声明的，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共产党的主张，而反对所谓“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和与它相类似的含有“毒素”的主张。但我的同意和反对，决没有任何党派门户之见存乎其间，只以大敌当前，国亡无日，窃以为惟有以全民统一战线与日本帝国主义作决死斗争，才是我“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的唯一生路。在爱护祖国的热忱鼓荡之下，我自己认为对于一切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为害于全民统一战线的主张，有批评的义务和权利。同时，我希望我上面所说的那般第二种人们，在民族陷于生死关头的今天，应当要细心思考自己提出的主张，是否适合于救国的实际需要，是否能在抗日救国事业上收到实际的效果。

　　【注】

　　(1)这是陈潭秋以余杰的化名发表在巴黎《全民月刊》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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