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陈潭秋

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

　　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1)

　　（一九三六年七月）

　　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期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的。这九个人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毛泽东同志、何叔衡同志；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董必武同志和我；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王尽美同志、邓恩铭同志，王、邓两同志那时是两个最活泼英俊的青年，后来王同志在努力工作中病死了，邓同志被捕，在济南被韩复榘枪毙了。还有一个北京的代表刘仁静，后来变成了托洛茨基的走卒，被党开除，现在国民党警察所特殊机关卖气力，专门反对共产党。一个广东代表包惠僧，国共分家后投降了国民党，依靠周佛海谋生活。再一个是留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周佛海，在广东时期，因行动违背共产党党纲，被党开除了。

　　这次到会的一共有十三个人，除上面九个人以外，还有北京代表张国焘同志，上海代表李汉俊与李达，李汉俊因为一贯保持其右倾观点，并与北洋军阀、政客相结纳，放弃了党的立场，在四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党籍，然而武汉国民党叛变后，他仍不免以“共匪”罪名死于桂系军阀枪弹之下。李达在“五卅”运动后，被伟大的革命浪潮推落到党的战斗队伍以外去了。还有一个广东代表陈公博，在陈炯明背叛孙中山以后，他帮助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经党历次警告不听，最后被开除党籍，然而不久他竟然一变而为国民党的要人了。

　　取消派领袖陈独秀，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曾长期担任党的领导工作，后来在一九二七年革命紧急关头，用机会主义的投降政策，断送了大革命。然而他并没有出席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那时他在广东陈炯明部下任教育厅长。

　　七月底大会开幕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任记录。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正式会议是在李汉俊家中开的，大会进行了四天，讨论的问题是：当时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章程，以及发展组织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间，对于党的基本任务与组织原则曾经发生过严重的争论。一方面是以李汉俊为首的“公开马克思主义派”。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太幼稚，不懂马克思主义，须要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因此，不赞成组织真正无产阶级政党，并且不主张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而主张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下，再来公开的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所以他不主张立即进行职工会的组织，而要集中力量做学生运动与文化宣传工作，首先把知识分子组织好，施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等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了普遍的影响，然后由这些知识分子去组织工人，教育工人。因此他不赞成组织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而主张团结先进知识分子，公开建立广泛的和平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党。基于同样的观点，他提出党员的条件是不论成分，学生也好，大学教授也好，只要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了解马克思主义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即可入党，至于是否实际参加党的一定组织担负党的一定工作，他认为是不关重要的。当时李达与陈公博拥护李汉俊的观点。另方面是以刘仁静为首的极“左”派。他主张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直接斗争的目标，反对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反对任何合法运动，认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一般应拒绝其入党。包惠僧是赞成刘仁静的意见。大会大多数代表，严厉批评了两方面的错误意见，最后在原则上通过一个基本立场，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党的基本任务，但在过渡阶段的斗争策略上，不但不拒绝而且应当积极组织无产阶级来参加和领导资产阶级性的民主运动。决定建立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并以职工运动为中心工作，但在一定的有利于无产阶级发展的条件下，应当利用公开合法运动。至于党的组织与党员入党的条件，则决定采取经过历史事变试验过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经验，反对孟什维克主义式的原则。这一原则的通过，已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初步基础。

　　大会决定的第四天的夜晚，最后通过党章，下午八点钟晚饭后，齐集李汉俊寓所的楼上厢房里，主席刚刚宣布继续开会，楼上，客堂发现了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当时李汉俊到客堂去询问他，他说是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找错了房子，对不起，说毕扬长下楼而去。离李汉俊寓所的第三家，确实是上海各界联合会的会所。但是上海一般人都知道，各界联合会没有会长，也没有姓王的人。于是我们马上警觉到来人的可疑，立即收检文件分途散去，只李汉俊与陈公博未走。果然，我们走后不到十分钟，有法华捕探等共九人来李汉俊家查抄，但除了公开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以外，没有抄出其他可疑的东西，所以并没有逮捕人。

　　我们分散后，各人找旅馆住宿，不敢回博文女校，因为据我们的推测，侦探发现我们的会议，是由博文女校跟踪而得的。

　　我们原定会议期间是七天，被侦探发现后，决定缩短为五天，但是在上海我们再没有适宜开会的地方，于是决定乘火车到杭州西湖继续开会，到了上火车之前又想到西湖游人太多，遂中途变计，到离上海约三百里之嘉兴城下车，嘉兴有一个南湖，也时常有人雇船游览。我们借游湖为名，雇了一只大船，并预备酒食，在船上开会。

　　这是会议的最后一天，李汉俊与陈公博两人未出席，因为他们自昨夜事件发生后，即被侦探监视，不便行动，所以他们没有来嘉兴。

　　这一天早晨天色阴暗，但到了八时以后，即有不少游船往来湖上，对于我们的会议进行，殊感不便。到九时半以后，天忽大雨，游人均系舟登岸，大为败兴。然而对于我们倒很便利了。我们很放心地进行了一天的讨论，直到夜晚十一时闭会。这一天的会议，除通过党章外，并讨论了对孙中山的态度与关系问题，最后讨论成立临时中央局与选举中央局委员。在讨论对孙中山的态度与关系问题时，曾发生过小的争论，包惠僧认为我们与孙中山是代表两个敌对的阶级，没有妥协的可能，他说我们对孙中山，应当与对北洋军阀一样，甚至还要更严厉些，因为他在群众中有欺骗作用。他的意见，被大会打击以后，当时通过下面原则：对孙中山主义，采取批评态度；而对于某些进步的运动，则采取党外合作的形式来援助他。这一原则的决定，可以说对于以后国共两党合作，发展广大的反帝反北洋军阀的运动，种下了一种根基。

　　当时正式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的除留日学生与留法勤工学生外，只有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济南几个地方。其他如南京、成都、杭州等地则仅有个别通信关系的同志。但总计全国可以符合当时条件的党员，不过七十余人。因此，决定暂时不组织正式中央机关，只成立临时中央局，与各小组发生联系。确定党名为中国共产党，并选举张国焘、陈独秀、李达为临时中央局委员，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为候补委员。

　　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此告终，而领导中国革命，为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奋斗的伟大政党——中国共产党——乃正式生产而呱呱堕地了。

　　中国共产党的年龄，虽然还很幼稚（现在只十五岁），然而，它经过了许多的风浪，艰苦的锻炼，巨大的牺牲。它在降世不久，即领导了全世界闻名的香港海员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开滦五矿同盟罢工，在这些罢工斗争中，它壮大了自己。于是它有力量组织了“五卅”运动，争取了大革命的领导权，组织了坚持十六个月的省港大罢工，组织了上海工人的三次起义，组织了有世界革命意义的、开辟中国苏维埃革命道路的广州起义。在国民党背叛革命以后，它的数万党员和干部以及无数万的工农劳苦群众，曾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之下，然而这些党员、干部以及工农劳苦群众的鲜血，已经凝成了数十万的英勇红军与数百万方里的苏维埃区域。这些鲜血所凝成的赤色的果实，在今天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的紧迫情况下，有充分的力量与坚定的信心，它能够团结和统一一切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力量，来胜利地完成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在它十五周年纪念的时候，它所提出的反日人民统一战线，已经得到全国人民广大的反映，正在开展着广大的抗日斗争，它将在这一斗争中，要表现更伟大的作用。

　　党内思想斗争，是中国党的发展、健全、布尔什维克化的主要关键。党在第一次大会就开始了正确的党内斗争的传统，第一次大会反对孟什维克主义与极“左”派的斗争，“八七”会议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斗争，六次大会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斗争，四中全会反立三主义，反罗章龙右派以及反对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的斗争，都逐步地推动了党走上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

　　最近十五年来因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因为中国党的艰苦奋斗，一般老的党员，有的在斗争中牺牲了，有的被革命风浪打落了。计算出席第一次大会及那一时期的党员，现在存留在党内的，真是寥寥无几。然而党在第一次大会后新生的力量，在党内外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的、苏维埃的、红军的优秀领袖，如我们最敬爱的毛泽东、朱德，以及其他同志，正在领导着中国人民作伟大的有历史意义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大会时，虽然与共产国际还未正式发生组织上的关系，然而它的总路线与组织原则的决定，是直接以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党与共产国际为模范的。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即决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自此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生活，一切的斗争，党的全部政策，红军苏维埃的发展与巩固，无一不得力于共产国际之指导与帮助。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尊重、信赖与忠实，也是与本身的进步与发展程度同时加强的。

　　【注】

　　(1)这是陈潭秋为纪念中共诞生十五周年写的回忆文章。曾发表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月刊一九三六年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又刊登在巴黎《全民月刊》第一卷第七、八期合刊。标题是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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