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9)_蔡和森

九

　　在西湖会议上解释小组织是偶然在表面上表现，完全没有别的倾向，但这是错的，理由如下：第一，为什么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在大会上对付消极分子；不按照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去实行改组上海支部。以后我们再看会议的决议。

　　（1）因党最初组织理论和训练的基础都很幼稚，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很浓厚；

　　（2）因党中央都不满意国焘同志，所以借此夸大，以实行其攻击的野心；

　　（3）把组合书记部当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变形，一切事情由组合书记部发命令找活动分子去工作，不用经党的通过；

　　（4）国焘不善分配工作——因为有以上这些原因，一时很难消灭这些意见，影响还是存在；

　　（5）广东党部问题及对陈炯明政策问题：第一，反对陈炯明——广东同志很奇怪；第二，认不清对陈的关系，所以有偏袒陈炯明的倾向，一时不容易转变态度——《群报》。陈公博他不赞成陈炯明，虽然反对陈炯明，但实际上帮助了陈炯明，因此中央去信严格责备公博、平山等，这时与陈有关系的等等同志并调回上海，公博反责独秀，不久独秀来俄后，公博等又在广州办《珠江评论》，主张联省自治，胡适之在北京主张作联省自治，独秀在上海反对联省自治，并说中国地大，交通又不便，主张联省自治是不对的，我们不反对割据，而怕的为割而不据，他又主张作劳动运动，因此中央看见广东党部已变为陈的工具了，所以派人去调查，所得的结果：第一，《珠江评论》是陈炯明出钱办的；第二，陈炯明办劳动局要公博当局长；第三，反对中央对陈炯明的政策，并拟离党而组织广东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这报告即将陈公博、谭植棠开除，马林亦赞成，并在《向导》上公开反对《珠江评论》。但广东团体仍非常混杂，直到陈炯明失败，始知道中央意见是对的，其原因是由广东同志相信公博太深，其次相信陈炯明反对中山是对的，再其次不相信国焘，以为中央此举为国焘所为。此时广东情形非常不好，他们以为应开除国焘，后来公博去英国，植棠被开除。以至“二七”后中央移广东，广东同志始觉悟他们之错误。以上四个问题，只有一个是态度问题，其余三个问题是根本的政治问题，这种倾向在幼稚的党中是影响很大的，同时他们在党中的地位很高，所以不得不与这种倾向奋斗，这种奋斗故是对的，这并不是什么小的问题，而是根本的政治问题。国焘问题在表面上是态度问题，实际上是党的纪律问题，不明白党员与党员的关系和上级机关与下级机关的关系，根本是反对纪律和集中制，至第四次大会始明了。

　　小组织问题，发生于第二次大会以后，动机是好的，但方法是错误的。应当不是另外组织活动分子，而要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去推进全党进行，如这问题不解决必定发生派别，所以小组织的组织是不对的。因为在党中有两个方法，一是以活动的分子去推动消极的，一是将不革命的分子开除，这动机是对的，但方法是错的。此外，广东党部问题，起初他们是不自觉的，后来完全是自觉的作陈炯明的工具。中央解决这问题，广东党部同志不明了，因这问题完全是根本政策问题，故宁肯失掉广东党部，也必须严格向广东党部的叛逆行为争斗，而这时马林主张恢复陈公博的党籍，这是马林的错误。另外，在此时因上面种种原因，多数党员对党是消极的，但这种现象是必然的，因为社会的背景不同，所以反映到党中的政策不一致，发展到党中时，党中央就形成政策的不同，党的组织于是形成消极与积极，而影响到行动上来，但到现在我们的党能成为一个行动的党，真正的党，这就是由于不断的争斗而形成及得来的。

　　（六）“二七”运动与党的第三次大会

　　1.“二七”事变在党内的影响。在第二次大会与第三次大会之间，是中国工人运动新兴时期，这时期各地工人都起来组织工会，并影响到知识分子之分化，仅左派来做工人运动，并促成一部分军阀的左倾，高唱优待劳工。总之，在“二七”以前的工人运动是在勃兴时期，我党同志当时都抱乐观态度，以为可以不经过国民革命而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马上成功。在这时期所有运动十分之八、九是胜利的，虽然有小部分的失败，但不能影响到全国。但“二七”失败却不同了，马上在工人阶级中引起失望，特别是京汉路的工人，因此影响到党内思想发生变化，发生悲观，对劳动运动怀疑，这是坏的思想。但还有好的，就是“二七”失败后得到教训，工人阶级独立斗争是不能得到胜利的，而还要有各阶级的援助，且军阀利用民众开会反对京汉路罢工，因此工人阶级应联合各阶级引导群众做自由的解放运动。但坏的影响甚大，如京汉路工人罢工策略问题上（要上工）而善后方法是很困难的。当时有些分子主张马上联合一切反英的势力以打倒吴佩孚（到上海公开登报反吴），这时中央的政策：第一，保存各地工人阶级的势力；第二，在京汉路迅速进行秘密的组织；第三，在政治上极力进行反直系大运动。这些不是一时可以成功的，因此一部分同志（周无为，张子采，郭平伯，郭寄生，陈天甘）发生自由行动，不服从党的命令，自动到奉天国民党等处求援，因他们渐渐不信党而变为反动派了，自此党内的困难问题亦来了，因为受了此次精神上的打击。

　　2.党的第三次大会争论的内容和倾向。“二七”失败后三个月到一九二三年五月[5]开第三次全国大会。这次争论的问题，如加入国民党问题，此问题在西湖会议上已决定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守常亦在），在理论上还未确定，所以在这次大会上争论的还是这个问题。在“二七”失败后，工人要领导各阶级作民族革命的争斗，这点中委同意，但在理论上的解释就发生分歧，马林最初则反对加入，后来受越飞的影响就倾向国民党了（他自己急躁，对党悲观失望，以为党很小，还是俱乐部，仅仅数百人，有时还发生纠纷）。这时马林提出“一切工作到国民党去”的口号，甚至不要共产党的右倾主张，仲甫是赞成的，后来第三国际训令来了，对于中国政治分析，以为中国目前是国民革命，领导责任是共产党担负，共产党应加入国民党，但要保住自己的独立的组织，这个训令是对的，当时中央对此是无问题的，不过怎样实行这个训令却有不同意见。马林认为我们职工运动都能到国民党工人部去做，而仲甫在大会报告，观点亦非常之右，说：中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质量上都非常少，至于党的发展只有五百余人，工作只能作经济争斗，而不能做政治争斗，并且共产党目前不能在工人中公开宣传共产主义，而在小资产阶级中更甚，至于党更不能公开，故我们要做工人运动只有加入国民党，集中势力于国民党。当时讨论的问题为：

　　（1）联合战线问题：马林、仲甫、秋白、太雷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故应与资产阶级联合，国焘、和森、仁静以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因阶级性使然，所以我们只应与小资产阶级联合，即是与国民党联合，因为他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

　　（2）党的地位与独立工作（亦分为二派）：

　　第一，马林、仲甫、秋白、太雷以为目前应加入国民党作国民革命，故当完全作国民党的工作，将来国民革命成功，这时党的独立是不成问题的了，因为那时共产党自然会出现了。

　　第二，国焘、和森、仁静以为加入国民党后应保存党的独立性。

　　（3）是否保持产业工人（亦分两派）：

　　第一，主张不保留产业工人，因为保留就是减少国民革命势力；

　　第二，以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应留，而不应加入国民党内去。

　　由以上看来根本的意见不同，具体的方法亦不同，一派右倾，一派左倾，结果组织一委员会把前面问题修正，对于后一问题又开一大会，始通过不保留产业工人而加入国民党，我们现在的估量以前是右倾的结果。

　　①把工人的势力看轻，在马克思主义尚未深入工人群众脑中以前时，工人群众中的小资产阶级心理与色彩是不免的，但不应抹杀工人阶级的势力；

　　②把资产阶级看作领导者，并未看清小资产阶级的势力；

　　③共产党没有不要紧，只要国民党工作好时自然可以产生共产党。

　　以上三点如果发展起来有成为少数派的危险。但他们也有好的地方，即是能接近各界群众，而他们也是很积极的，仲甫曾说：不要怕共产党有消灭的危险，我们去参加国民党的工作，假使是有危险也是历史的危险。但在左的方面是很消极的，其缺点亦有三：

　　①怕加入国民党而削弱自己的势力，因之不积极去参加国民党；

　　②等孙中山左倾然后再加入，而忘却支配国民党的责任；

　　③不能加入，去促进国民党改组，而站在被动的地位。左派的背景，只看孙中山是对象，而未看清全国国民党的群众，只看见反动势力右派。这背景是没有看清共产党是帝国主义侵入与侵略后的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总的背景是“二七”失败后党右倾，而看重国民党。在国际的背景是否是帝国主义向无产阶级进攻，因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均取守势，而认为这左派太过火，这就是三次大会的情形。

　　注：

　　[5]应为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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