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10)_蔡和森

十

　　3.党的第三次大会关于加入国民党问题的讨论。前次曾说过关于加入国民党问题，在当时是极严重的。这时接到第三国际的训令，要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指明这是目前重要的工作，但应保存自己独立的组织。在当时工人运动很发展，如南方海员罢工得胜利，可是京汉路罢工是失败了。这次失败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教训就是孤军奋斗。此时在政治上是曹吴及英帝国主义统治之时，故政治的压迫很严重，因此第三次大会无论客观上与主观上都有加入国民党找得政治上的同盟者的条件。但当时党中曾发生一个问题，就是“二七”事件初失败，工人们心中都惑恐，欲用京汉路总工会名义在上海办报，公开反吴。我们知道这种复仇的感情是原始的，在策略上绝不应如此，因为我们的进攻是有策略与有步骤的。另一方面这种倾向在客观上，是要求中国共产党有一很正确的政策，即是对国民党之联合政策，因为国民党在中国革命史上是有地位的。此时加入国民党本来已根本不成问题，但如何这会上再发生争论呢？就是出于当时此问题的解释不同。在第三次大会所争论的主要点：第一，是否保留产业工人组织的问题；第二，国民党是否是中国集中的和唯一的政党。关于第一个问题讨论的结果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中去吸收我们的同志，此问题争论甚大，到大会中乃解决。至于第二个问题则在委员会中解决了。加入国民党问题已通过于大会了。今后的问题就是如何实行这个议决案的问题。第三次大会后，北方曹锟上台，随着临城事件发生，而帝国主义者就借此威吓曹锟与直系军阀，当时舆论为之一变。而在南方则孙中山重新得着政权（这是当时的政治情形）。这时国民党的政策是借临城案来反曹、吴，孙中山曾拍出一通电，但这若以革命观点来看，对于革命是不利的，因为主观上虽是反曹、吴，但在客观上间接帮助了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曾派代表欲与国民党联合宣传反对临城事件。可是孙中山不同意，故结果只得单独发表宣言。此时大资产阶级多是反对曹、吴的，大资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曾联合组织了一《民治报》。当时我们的宣言召集国民会议，引起了外报的嘲笑，此时孙中山并未发出号召，以致这口号不能扩大，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的一大缺点。此时在政治上虽有鼓动的机会，一般民众都反对，但因国民党只注意广东军事运动，故革命的浪潮不久就消沉下去了。第三次大会后不久到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乃召集第一次代表会议，举行改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政策一方面是宣传国民大会，另外又主张国民党组织的改组。但在这个时候，正是反曹、吴的时候，可是国民党没有利用此机会出来活动，故不久反曹的空气就消沉下去了。如上海资产阶级的“民治委员会”，不久就瓦解下去。在第三次大会中，于工人运动之决议案多是保守，而实际上因“二七”失败，故不能不保守，但同时也有进攻的。

　　4.国民党之改组。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实行改组，因此我们第三次大会对国民党所定的政策有实行的可能了，这证明第三次大会之政策是正确的。虽在当时有左倾的主张，这是不可免的。在七月之前主观上我们的党决定了此政策，而今客观上都已成功。再看国民党改组的意义，第一，国民党以前的态度是犹疑的，尤其是反对帝国主义，当第三次大会时，我们党中央移广东，公开发表宣言，国民党尚恐怖，简直不愿意我们的党公开发表政治主张，另方面广东离香港太近。但改组后就确定了正确的反帝国主义之纲领，这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从来所未有的。自鸦片战争八十余年以来，也曾经过了许许多多次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但都没有正确的反帝国主义之政策。孙中山虽有三民主义，可是对帝国主义之态度尚有些暧昧，直到此时才有明确的政纲。一方面这是证明中国八十年的经验，另一方面又是证明是世界革命的产物，是苏联十月革命和西方工人运动及第三国际的影响。这次大会确定了革命的目标，即是中国革命的要求，劳动平民的解放，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又在纲领上具体规定了工农之要求，确定了国民党之政治趋向，又规定了要与世界革命发生关系及联合苏俄，而以前国民党的口号，是中国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国民党之改组又是证明了我们第三次大会之成功。但此时我们党中就发生了不好的趋向，因为努力于国民党的工作，故对于我们党的工作与组织就忽略了，同时把共产党与国民党弄不清楚，这是由于党尚幼稚的结果。

　　（七）党的第一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在上海召集党的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这时的情形：第一，因国民党改组后已有五个月的努力，我们努力工作亦有五个月的经验；第二，政治的环境在南方，国民党在广东并没有好的成绩，而在北方仍是曹锟执政，同时工人运动尚是保守的，故这次扩大会的责任，就是审查过去的工作，重新决定以后的政策，开会时国际代表已到中国，这次会议的主要问题如下：

　　1.讨论我们在国民党的工作；
　　2.讨论工人运动新的责任；
　　3.讨论农民问题；
　　4.讨论党与团的关系。

　　在第一个问题中包括了审查第三次大会的决议案。因为第三次大会中曾发生了争论，第三国际亦知道，同时第三国际在土耳其国民革命运动中得着了不少的经验，国际代表以土耳其的经验，故对第三次大会的决议稍有所修改。他主张工人运动保留其独立的组织，工人是我们的基础，同时工人加入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中。第二对国民党性质的估量，谓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故本身上是不能集中的如无产阶级的政党。同时在实际上如国民党的组织太集中了，则工农加入不便。第三对于国民党工作确定了最正确的政策，就是我们唯一的工作是国民革命之宣传组织工作，是很需要的。因为在理论上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本身不能集中，同时在五个月的经验中，国民党的组织是过于集中而机械化了，同时我们在国民党的工作过去偏重于组织，甚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大部分都到国民党中去工作，而党的会议停止，有许多问题拿到国民党中去解决，因为有些地方全是我们的同志，在事实上已发生了这个危险。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工人运动的议决案，中国的产业工人数量上虽少，但在革命运动中是集中的，共产党要把他们集中与组织起来，然后才能领导与推动中国的革命，组织工人是我们唯一的责任。我们的基础应建筑于工人阶级之上，又因当时工人阶级的觉悟需有共产党的指导才会走正确的道路，因此把第三次大会的错误完全纠正了，在关于组织上指明应注意工人基本的组织。第三个问题是农民问题，在这次扩大会议中讨论农民问题尚有一议决案，但当时的理论很少，唯一决定了许多口号（如组织农民自卫军、反对苛捐杂役、反对预征钱粮、反对土豪劣绅及苛租等）。以后的农民运动都是在这些口号之下去做的。第四个问题就是党与团的关系问题，在这次会议中何以会发生问题呢？因为在实际上弄不清楚，发生了许多困难，在此次扩大会上，第一确定了青年团的责任，指明了青年团的工作，其次确定了入青年团的年龄，青年团员至少不能超过二十五岁，同时又因青年的分子有很多是成年工人，都在青年团中，故使青年团发生独立的倾向，另外使许多党员及负责同志视青年团为党的预备学校，当青年团在南京开第二次大会时就发生了独立的倾向，议决案写下了青年团的工作，是独立的，不受党的支配，如北京青年团的负责同志，完全不受党的指挥，故这次党的大会，特加以指明。经过这次决议后，于是就有大批的团员到党中来了，以后团与党的工作及组织渐分化了。这次扩大会议的意义：第一，把第三次大会的错误纠正了，把未解决的问题确定了，同时又把不好的影响洗脱，对于国民党的工作有很正确的答复，即是应以宣传工作为主要，而组织工作次之，但是并不是不作组织工作。一九二四年五月开第一次扩大会议，而一九二五年开第四次大会。在第一次扩大会以前就有同志发生一种疑问，就是我们目前工作即是加入国民党作国民革命，然则共产党是否可以取消呢？这种错误是由于同志对主义的了解或是对党的理论同志们的观点尚未稳固的原因，这个错误若不纠正，不特对党危险，即对国民党的工作亦危险。但自第三次大会以后，因得了正确的了解，故把同志们的错误完全纠正了。其次，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组织分开，即是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独立起来。再其次，在国民党中的工作，把以专门做组织工作纠正而转到注意作宣传工作，因为我们之所以加入国民党是要到国民党中去做政治的鼓动及煽动。另外对于农民运动，当时只有广东作起来了，都有很好的成绩，组织了十几万的农民群众在我们口号之下。其次在工人运动方面，虽然当时还是保守的，但注意了党的组织了，以前不过是工会的组织，在第三次大会以后，就使各地同志明白了工人运动的意义与必要。再者团与党的关系也在第三次大会确定了，这些都是第三次大会后所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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