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看金庸小说附录：韦小宝这小家伙(3)

附录：韦小宝这小家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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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古典小说基本上是反教条反权威的。

　　《红楼梦》反对科举功名，反对父母之命的婚姻，颂扬自由恋爱，是对当时正统思想的叛逆。《水浒》中的英雄杀人放火，打家劫舍，虽然最后招安，但整部书写的是杀官造反，反抗朝廷。《西游记》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写孙悟空大闹天宫，反抗玉皇大帝。《三国演义》写的是历史故事，然而基本主题是“义气”而不是“正统”。《封神榜》作为小说并不重要，但对民间的思想风俗影响极大，写的是武王伐纣，“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最精采部分是写哪咤反抗父亲的权威。《金瓶梅》描写人性中的丑恶（孙述宇先生精辟的分析指出：主要是刻划人性的基本贪、嗔、痴三毒），与“人之初，性本善”的正统思想相反。《七侠五义》中最精采的人物是反朝廷时期的白玉堂，而不是为官府服务的御猫展昭。

　　武侠小说基本上承继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

　　武侠小说所以受到中国读者的普遍欢迎，原因之一是，其中根本的道德观念，是中国人大众所普遍同意的。武侠小说又称为侠义小说。“侠”是对不公道的事激烈反抗，尤其是指为了平反旁人所受的不公道而努力。西方人重视争取自己的权利，这并不是中国人意义中的“侠”。“义”是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往往具有牺牲自己的含义。“武”则是以暴力来反抗不合正义的暴力。中国人向来喜欢小说中重视义气的人物。在正史上，关羽的品格、才能与诸葛亮相差极远，然而在民间，关羽是到处受人膜拜的“正神”“大帝”，诸葛亮不过是个十分聪明的人物而已。因为在《三国演义》中，关羽是义气的象征而诸葛亮只是智慧的象征，中国人认为，义气比智慧重要得多。《水浒》中武松、李逵、鲁智深等人既粗暴又残忍，破坏一切规范，那不要紧，他们讲义气，所以是英雄。许多评论家常常表示不明白，宋江不文不武，猥琐小吏，为甚么众家英雄敬之服之，推之为领袖。其实理由很简单，宋江讲义气。

　　“义气”在中国人道德观念中非常重要。不忠于皇帝朝廷，造反起义，那是可以的，因为中国人的反叛性很强。打僧谤佛，咒道骂尼，那是可以的，因为中国人不太重视宗教。偷窃、抢劫、谋杀、通奸、残暴等等罪行，中国民间对之憎厌的程度，一般不及外国社会中之强烈。但不孝父母绝对不可以，出卖朋友也绝对不可以。从社会学的观念来看，“孝道”对繁衍种族、维持社会秩序有重要作用；“义气”对忠诚团结、进行生存竞争有重要作用。“人情”对消除内部矛盾、缓和内部冲突有重要作用。

　　同样是描写帮会的小说，西洋小说中的《教父》、《天使的愤怒》（Rage of Angels）等等中，黑手党的领袖，可以毫无顾忌的残杀自己同党兄弟，这在中国的小说中决计不会出现，因为中国人讲义气，绝对不能接受。法国大小说家雨果《悲惨世界》中那个只重法律而不顾情义的警察，中国人也绝对不能接受。

　　士大夫也并非不重视义气。《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史书中记载了不少朋友之间重义气的史实，予以歌颂赞美。

　　西汉吕后当政时，诸吕想篡夺刘氏的权位，陈平与周勃谋平诸吕之乱。那时吕禄掌握兵权，他的好朋友郦寄骗他出游而解除兵权，终于尽诛诸吕。诛灭诸吕是天下人心大快的事，犹如今日的扑灭“四人帮”，但当时大多数人竟然责备郦寄出卖朋友（《汉书》：“天下以郦寄为卖友。”》这种责备显然并不公平，将朋友交情放在“政治大义”之上。不过“朋友决不可出卖”的观念，在中国人心中确是根深蒂固，牢不可拔。

　　至于为了父母而违犯国法，传统上更认为天经地义。儒家有一个有名的论题：舜的父亲如果犯了重罪，大法官皋陶依法行事，要处以极刑，身居帝位的舜怎么办？标准答案是：舜应当弃了帝位，背负父亲逃走。

　　“大义灭亲”这句话只是说说好听的。向来极重亲情人情的中国人很少真的照做。倒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情理法兼顾”的话说得更加振振有词。说是“兼顾”，实质是重情不重法。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情”总比“法”重要。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虽得人称道，但如他不挥泪，评价就大大不同了，重点似乎是在“挥泪”而不在“斩”。

　　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兴旺，真正基本毕竟在于生产。中华民族所以历久常存，基础建立在极大多数人民勤劳节俭，能自己生产足够的生活资料。一个民族不可能依靠掠夺别人的生产成果而长期保持生存，更不可能由此而伟大。许多掠夺性的民族所以在历史上昙花一现，生产能力不强是根本原因。

　　民族的生存竞争首先是在自己能养活自己，其次才是抵御外来的侵犯。

　　生产是长期性的、没有甚么戏剧意味的事，虽然是生存的基本，却不适宜于作为小说的题材，尤其不能作武侠小说的题材。

　　少数人无法无天不要紧，但如整个社会都无法无天，一切规范律则全部破坏，这个社会决不可能长期存在。然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情景不适宜作为小说的题材。正如男婚女嫁、养儿育女的正常家庭生活不适宜作小说的题材。（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小说的第一句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他写的是不幸的家庭。）但如全世界的男人都如罗密欧，全世界的女人都如林黛玉，人类就绝种了。

　　小说中所写的，通常是特异的、不正常的事件与人物。武侠小说尤其是这样。

　　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决不是故意与中国的传统道德唱反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出于恻隐之心；除暴安良，锄奸诛恶，是出于公义之心；气节凛然，有所不为，是出于羞恶之心；挺身赴难，以直报怨，是出于是非之心。武侠小说中的道德观，通常是反正统，而不是反传统。

　　正统的只有统治者才重视的观念，不一定与人民大众的传统观念相符。韩非指责“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指责儒家号召仁爱与人情，扰乱了严峻的统治，侠者以暴力为手段，干犯了当局的镇压手段。

　　古典小说的传统，也即是武侠小说所接受的传统，主要是民间的，常常与官府处于对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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