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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金庸:和我共同创办《明报》的沈宝新先生,是我初中三年级时的同班同学。1938年开始认识,二十一年后的1959年同办《明报》,精诚合作地办了三十几年报纸,到今年已四十九年。在共同办报期间,挑拨离间的人很多,造谣生非的事常有,甚至到现在也还有。但我们互相间从不怀疑,绝无丝毫恶感。前年我因心脏病动大手术,宝新兄在医院中从手术开始到结束,一直等了八个半小时。

  池田:除了沈先生,该还有不少友人吧!

  金庸:至于在办报之后结交的好朋友,我最怀念而佩服的是徐东滨先生,前年他在美国逝世,我痛哭多天,几乎与我亲哥哥去世一样难过。此外在报纸工作中结交的好朋友有潘粤生先生、曹捷先生、张敏仪女士等等。因文字而成为知己好友的有董千里、倪匡、蔡澜、冯其庸、董桥等几位,下围棋的有些棋友,一起研究学问的有些外国朋友等等。香港企业界交往较深的朋友是冯景禧先生、李国宝先生等。在起草香港“基本法”期间,结交了好几位法学家,工作之余很谈得来,那是萧蔚云教授、项淳一先生、许崇德教授、 端木正大法官等几位。

  池田:到底是诤友众多啊!人有“善友”是多么重要啊!这使我想起阿难向释尊请教的问题。阿难问道:“我于独静中思维,这样考虑到:我们有好朋友,又有好伙伴,这样的情况不就是等同己在这个佛道取得‘半途’的成就吗?我这样想,不知对否?”释尊答曰:“阿难啊!这样想是错了,绝非如此。阿难啊!我们有好朋友,也有好伙伴,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已成此佛道的‘一切’”。这里所指的“善友”、“好伙伴”,广义而言,就是“共步于人的精髓之道的同志”之意吧!“友情”,只有“友情”,才能使人导向作为人的正确轨道的大门、船及潮流。再者,和平的实质经常是存在于人与人的信赖之中的,我坚信,从结成“友情的联盟”开始方能发展、巩固。因此,我期待这种“人性的潮流”会流向全世界,一个人又一个人,在世界上建立起“金刚的友情”。希望能从金庸先生开始,跟世界的“宝贵朋友”心连心,手拉手。

  池田:金庸先生曾经以生花妙笔描写了人与人的形形色色的邂逅和爱情。在大作中,同时也描写了“友情”,重视“报恩”的人物形象。在《书剑恩仇录》中,有小说主人公一度将俘获的敌人放走的章节,您曾这样描写他的一段话:“这小子的师兄陆前辈于咱们有恩,红花会须当恩仇分明。”您十分强调的是,“重于恩义”是“侠者”的本质。不能忘恩负义,事无巨细,今生今世都必须怀着报恩之心。佛法强调有“父母之恩”、“师傅之恩”、“三宝之恩”、“国王之恩”这四种恩情,那也是强调“知恩”、“报恩”之事乃是人性的最高境界之一。

  金庸:诚如所言,“父母之恩”、“师傅之恩”、“三宝之恩”,前两者是当然之义。作为一个佛教徒,“三宝之恩”自然也是深重之极。

  池田:您的“恩人”是哪一位?当然,有各个不同时期的“恩人”吧。

  金庸:说起我的恩师,一位是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兼国文老师陈未冬先生,前年在杭州相会时几乎已相隔六十年。我仍记得当年他为我改正的作文错字,提到这些字时,他不禁大笑,赞我记性好,并说牢记错误是求得进步的要诀。另一位是中学的校长张印通先生。我因壁报事件被学校开除,张校长曾极力为我争取较轻的处分,但那位训育主任是国民党分子,权力凌驾于校长之上。后来张校长努力帮我转学,这份大恩大德对我一生影响极大。去年张校长的纪念铜像揭幕,碑额是我书写的。

  池田:不管年岁多大,老师就是恩师。我对小学时代的老师,一旦有机会见面,就会与他们保持来往。您曾写信对拙志多有鼓励,“在曲折离奇的人生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无人能动摇您!”我始终将您的大礼珍藏和铭记于心。为了聊表我的“报恩”,过去在文章中也始终都这样写着。刚才您提到的陈老师和张老师之外,其他的恩师呢?

  金庸:初中时的国文老师王芝(上“竹”下“移”)先生也是我的恩师,他给我的主要是身教,他刚毅正直、勇敢仁厚的侠气使得我一生时时暗中引为模范,可惜我出身于山温水软的江南,而家境富裕、养尊处优,完全学不到他那种燕赵悲歌慷慨的豪气。在《大公报》工作时,翻译主任杨历樵先生教了我不少翻译的诀窍。报纸主持人胡政之先生、前辈同事许君远先生都对我有提携教导之恩。可惜这数位恩师大都已经逝世,虽欲报恩而不可得了。

  池田:以佛法之眼来看的话,这就是“生死不二”。您这些已故恩师,对于金庸先生的成功和继续活跃于社会,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心存欢喜而于冥冥之中守护着您的啊!我从恩师户田老师所得到的恩义,是我生涯中永远的无价之宝。能报吾师之大恩,乃是我毕生之愿。您曾非常贴切地表现出“师徒”——这个以人生的主干为一题目的精义。您说:“作为人之弟子,对自己的恩师这样形容道:‘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师傅的博大精深,也是与此话一样。其弟子仍如在老师的教授中一样,感觉一天天受到鞭策,“每日不进则退。”这不是指一懒惰就退步的意思,而是说只有自己用功,才能理解师傅的博大精深。然后才能知道,师傅真是伟大,自己实在不能及得上。因此,每天、每天向师傅学习,就可能有新的发现,然后,才会激起自己痛感本身的无知,而想获得更深更大的求道之心。我曾在恩师的指导下接受了十一年的熏陶,确有同感。幸获良师的青春岁月是多么的幸福啊!真正的师徒之道又是何等的严肃呀!而能在人生中贯穿其中的师生之道更是何等的崇高!金庸先生的笔触,帷妙帷肖地写出这种心路历程。

  金庸:我想池田先生您是十分幸运的,因为您有一个伟大的老师。您的精采的人格和生涯中,曾受到户田先生的有大影响。我曾拜读过您写的著作《人间革命》。知道您是十九岁时加入创价学会,自此就在受人尊敬的户田先生门下每日接受教诲。这实在是令人羡慕的。在中国,老师教导弟子学生有两种方法,其一为“言传”,其二为“身教”。池田先生您也正是从户田先生的言传身教中学到种种事情吧!

  池田:岂敢。此话可说语重心长。去年四月,我在东京的牧口纪念馆中迎迓您的到访,能在“师徒之城”中欢迎对于师徒之道了然于心的金庸先生,真是喜不胜言。

  金庸:创价学会第一代会长牧口先生的精神活在池田先生之中。虽然我没机会见到牧口先生,但是通过池田先生百明白了牧口先生的伟大,他为了反对侵略中国而被捕,在狱中去世。再者,四月二日是第二代会长户田先生的忌辰之日,那一天,池田先生等为我在牧口纪念庭园中亲手种下一株樱花树,称之为“金庸樱”。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事情。不知您是否同意,我总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比后继者更为重要。况且以“师徒”而论,不是更为明显吗?创价学会今日能得到这样大的发展,不也与户田会长发现了优秀的继承者有关系吗?

  池田:岂敢。但是,也因为学会的飞跃发展,所招致的嫉妒和迫害也大大增加。

  金庸:中国有句古话:“不遭人忌是庸才。”不遭人憎恨的、不遭人妒忌的人决不是重要人物。

  池田:佛典里也曾说过,一个人是否真正的贤人、圣人,可以用谩骂来考验他。被人说坏话,正是伟大的人生的一个证明。无论如何,我以拥有恩师为荣。我常常这样反躬自问:“如果是恩师,他会怎样去做呢?”我初次拜识户田先生距今已有五十年了,然而我时常想念着与恩师的这段不解之缘,过去的五十年如此,今后也将一样。

  池田:今后,这个世界会愈来愈变得狭小,向着一体化演变。“将世界一体化” 的焦点是“人”。四肢发达,身心健壮,视野开阔,人就大矣!非如此陆续培养出“国际人”和“世界人”不可,才可开拓未来。这样的人才要怎样育成呢?这是我们所必须认真加以考虑的事情。

  金庸:我赞成您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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