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20)_金庸

二〇

　　池田：十七世纪中国文人顾炎武曾说过：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已，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日知录集释》卷十九）言论对社会负有重大的责任，相对来说就需自觉，既然身为“言论者”，胸中就必须具有在社会上创造“善的价值”的使命感。

　　金庸：池田先生对世界和平所作的贡献太大了，对这种贡献的伟大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者，大有人在吧！但是，“真实”就是“真实”。任谁怎样去陷害，也不管以谎言多少次抹黑他，最后终会“真相大白”的。释迦牟尼也曾遭人妒忌而饱受谣言的困扰。他说法时，有一个女人到来，指着装了钵的肚腹假装怀孕的样子，对大家说，“这肚子里怀的就是释尊的骨肉啊！”这个诽谤释尊的故事是很有名的。

　　池田：您的话，一言以蔽之，就是：“墨写的谎言决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鲁迅语）适如所言，谎言再如何伪装也不过是谎言。其实，造谣、欺骗各种各样的人的心，自己也会不经意地伤害自己的心，损害自己的心。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个人的意见，怎样写也无所谓。但我所担心的是，谎言和“旨在陷害人的笔”大模大样地出现，在不知不觉间“语言”远离人心。对于别人的幸福往往不能率直地表示高兴，相反的是，对别人不幸的传闻等却不知缘何而饶有兴味——这也许是人伪善的一方面，但是，这类不健康的趣味性文章却实在太多了。因为这样的文章泛滥，以至令人误认“言论”伤人，是害人之物，没什么大不了。这是重大的问题。

　　苏格拉底所说的“讨厌言论”（misology）是与“讨厌人”（misanthropic）相通的，本来，语言不能与人割裂开来，“语言即人”，“语言即心”。语言的荒芜就是人心之荒芜，语言的堕落只是人的堕落。语言不能获得信赖的话，就等于人不能获得依赖一样。因此，现在最有必要的，是恢复对语言的信赖。人要重获“健康的语言”，就必须重新恢复“健康的心”。以“健康的语言”和“健康的心”来谈论“健康的未来”——新闻传媒人现在必须站在这个前列。另外，语言也是“剑”。能护卫民众、救人的是“宝剑”。而坑害人、伤害人的“语言”却是“邪剑”。这样的邪剑真的太多啊！倘若金庸先生小说中的英雄出现在今日的日本时，不知会怎样呢？（笑）

　　金庸：当然不会袖手旁观。（笑）我也常常以我写的武侠小说中虚构的人物作为模范来勉励自己：“虽然危险，内心不免害怕，但不可卑怯退缩，以致被我书中的英雄们瞧不起。”池田先生为了反对侵略，拥护世界和平，听说日本有些右翼分子以暴力威胁您的生命，您凛然不屈的大无畏精神，是我所衷心佩服的。

　　池田：过奖，过奖。但您所说的，作为人最崇高的人生哲学不就是“殉于信念”吗？况且，活在言论中的人，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民众的代表者。我曾听说中国有“文章报国”这句话，文章有时可以兴国，振兴社会。在文章中有这样的力量，以笔为生涯者，是负有重大的使命和责任的。言论者能殉于信念，殉于正义，就是最大的荣耀。

　　金庸：中国和日本历史上都有不少宁愿牺牲自己性命也决不放弃原则的仁人志士，我每逢读到他们的文章，总是悠然神往，不胜敬仰。

　　池田：姑且不论日本。在中国的历史中，就有为真实地记载史实而不惜以生命来维护正义的勇者的事迹。应该给青年们说说这些故事。在春秋时代，齐国的权力者崔杼纵容旁人杀死君主庄公，齐国史官这样记载：“崔杼弑庄公”，史官不惧权力者报复，没有曲笔，照实记之，崔杼怒而杀此史官。而史官之弟照样续记，崔杼又杀其弟。史官之次弟继续以实记录。史官兄弟遇难之事传遍齐国，各地的史官就陆续齐集齐都，说道：“史官的兄弟全部被杀之后，我们就将这真实的历史继续记录留存下来。”至此，嚣张的崔杼也就束手无策，这件史实就这样被记录下来……不惜以身殉真实的记录，真是悲壮的理念。他们所写的一字一句都是以血滴来作生命的雕印，在权势者威胁下作曲笔，是终生的耻辱。这使我们深受教益，笔重千钧，执笔之事是必须具有相当程度的觉悟的工作。

　　金庸：言论之撰述者确实非留心不可。

　　池田：再者，看看新闻传媒的现状，其改革不可能单靠传媒界自身的努力就可以解决。接受者的市民一边也有问题。现在到处是资讯泛滥，但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能说能使人变得更好。不如说，事实是在资讯的大潮中会有溺死者。也许托庇于资讯，生活才变得丰富多采。但是，人的精神却因此而变得更加懒惰和懦弱。我的恩师曾以“青年是国家的眼睛，必须具有锐利的判断力”来提醒年轻人。民众，尤其是青年人如果不能用自己的眼力看透真实，对是非具有批判力，则会如无根之草一样随波漂流呢！

　　近年来，对新闻传媒的报道侵犯人权，欧美社会中已出现市民监视其作为的行动。为此而完善其机构的工作也有进展，我也深表赞成。然而，要使之具备有效的机能，则进行监管的市民这一方面，就必须不可欠缺那种洞穿真伪的眼光。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结果是除了每个群众都成为贤明者之外别无他法。每人都成为圣贤，拥有明确的是非观，从而可以校正社会的动向和前进的道路。我在哈佛大学论及二十一世纪文明中大乘佛教担负的任务时，曾强调这个信念，宗教是要使人“成善还是变恶”、“变成坚强还是懦弱”、“成为贤明还是成为愚蠢”，要强调这种指标的重要性，真正的宗教必须具有这样的支柱。

　　金庸：我在贵校创价大学的演讲（1996年4月）中曾谈及，今日世界的科学技术和生产能力，比之二千五百年前当然不知进步了多少。但是，人和人和蔼相处的道理，各国领袖的智慧和见识，不见得能超过二千年前的释迦牟尼、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耶稣；不要说超过，连这些圣贤先哲所指出的基本道理，他们也完全不了解，不信服。这就像把一枝机关枪、几颗手榴弹交给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去玩弄一样危险。我们一谈到“价值”，多数人立刻联想：“想值多少钱？”“买这样东西要付多少钱？”他们所了解的“价值”，基本上是“商品价值”。不能以肉眼看到的“精神价值”是“灵性的价值”，“那是不能以金钱或数量来计算的”。这难道不就是现实的状况吗？

　　池田：我在经历了悲欢哀乐的曲折人生之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人生的终极是友情”。从人生中摈去友情，就等于从世界中驱走太阳。正直的友人就是照耀人生的太阳，是最可珍贵之宝。

　　金庸：确然如您所说，“友情”是我生命中一种重要之极的宝贵感情，只有父母、子女、兄弟、夫妻之间的感情才比得上。其实，在我和父母、兄弟、子女、妻子之间，除了亲情之外，也混有友情。

　　池田：贵国曾有这样的哲人之语：“人之有朋友，不为燕安，所以辅佐其仁。”（宋·朱熹《近思录》）意思是说：“人之有朋友，并不是为了共同酒宴游远，而是为了能互相增进朋友的德行。”“语朋友邪，应有切磋。”（司马光《资治通鉴 ·汉纪》）真正的朋友并非表面上的合得来或附和迎合，而是朋友之间只有互相切磋、互相探讨之后大家都有进步和改善，才是最美好的。我曾听说一个关于中国人重视友情的故事——在洛杉矶有中国人的“唐人街”。前几年，洛杉矶发生暴动之际，唐人街的居民倾巢而出，守望相助，使得暴徒们无法得逞，悻悻然而归。我想，这也是民族团结之外的友情联系之力，充分显示了中国人的精神脊梁的挺立。您在武侠小说中所赋予“侠”的语意之蕴藉，改日再来详加讨教，但这里所说的“友情”的别名不也就是“侠义”吗？

　　金庸：中国人所说的“侠”，确是有很重要的友情成分。“侠”必与“义气”有关。中国人特别重视“义气”，所以《三国演义》中的关羽为中国人所普遍崇拜，《水浒传》中的结义兄弟，就是誓同生死的好朋友。

　　池田：噢，用日本人所熟悉的话来说即是“信义”吧！《三国演义》的“赤壁之战”一章中，说到曹操兵败落荒而逃，正遇到关羽断其退路。本来关羽可以轻而易举将他擒拿，但他有感曹操当年有恩义于他，就放曹操一条生路逃去——这些故事，正突出了中国人重于“信义”的气概。先生，您的作品中，也多有描述这种信义和友情的故事吧？

　　金庸：嗯，不错，我的小说中描写过不少友情的故事，例如：《书剑恩仇录》中红花会众兄弟间的情深义重，《射雕英雄传》中友情与民族斗争之间的矛盾，《雪山飞狐》描写两个死敌大仇人之间的友情，《倚天屠龙记》叙述七个同门师兄弟的友情，《鹿鼎记》中描写皇帝和一个小流氓之间的友情。一般来说，我的小说往往把友情过分美化了、理想化了。（笑）

　　池田：将心比心，与先生对友人的怀念之情糅合在一起嘛！

　　金庸：我的经验是，年纪渐大后结交知己朋友相对的比较困难了，因为已不像少年时候那样毫无利害关系、毫无机心的可以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吐露心事。我最要好的朋友，都是中学时代结交的，那时候大家一起吃饭，住同一个宿舍，一起上课学习，生活亲密。这些好朋友现在还经常联系，争取机会见面。

　　池田：这一点与日本非常相似，人到四十岁、五十岁，就十分怀念头没有利害关系的学生时代所结交的友侪，那些热闹的“同学会”有增无减。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