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6)_金庸

一六

　　金庸：我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验，我编过报纸的副刊，要处理、编辑，同时自己撰写减于电影与戏剧的稿件，我对影视本是门外汉，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每天如痴如狂地阅读电影与艺术的理论书，终于在相当短的时期内成为这方面的“半专家”，没有实践的经验，但理论方面的知识和对重要戏剧、电影的了解与认识，已超过了普通的电影或戏剧工作者。从此以后，“即学即用”便成为我主要的工作方法。不熟悉我的人以为我学问渊博、吞识面极广。其实我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学，把“不懂”变作“稍懂”，使得自己从“外行”转为“半内行”。

　　池田：的确，“需要是成功之母”。

　　金庸：您在青年时代读过什么书呢？请先生也谈谈做学问和读书的经验。

　　池田：在未投恩师门之前，主要是读文学和哲学，憧憬写诗，以自学来挑战之。战争刚结束之后，书都没有了，就找同年代的朋友结成读书小组互相借书来读，借到什么就读什么，毫无系统。如果要举出当时爱读的书，日本的有国木田独步、德富芦花、石川啄木、吉田弦二郎，还有西田几多郎、三木清等。西洋的有雨果、歌德、柏格森、艾默森等等！托尔斯泰的所有作品都读过了，惠特曼的诗给我很大的影响。现在回头去看的话，毕竟是因为自己体弱多病，所以对“要怎样做人”、“该怎样树立人生观”，更进一步，“如何度过生命”等题目具有强烈的关心。我想与其是否定的、悲观的看法，不如认为是对宇宙的生命观或者是把人的“生存”大大地肯定下去，更加相信人的可能性吧！

　　金庸：看起来，那种读书经历，对于先生您的今日有着极大的影响。

　　池田：不，也许好的坏的（影响）都有。（笑）我初次在哈佛大学演讲时（一九九一年九月），曾谈到惠特曼、艾默森、索罗等“美国文世复兴的旗手”，能者多劳的演讲进行评论的哈比·库兹克斯教授却说道：“今后，希望池田先生能够谈谈致病尔维尔等。”真的被他角到痛处了。（笑）有人说作家所拥有的一切都包含于他的处女作里，虽未如此，但人在青年时所学的东西广阔不定会决定他的一生。

　　池田：领教了先生青春时代的经历，但先生本来的志愿是什么呢，是文学家吗？

　　金庸：不是。我年轻时企盼周游全世界，所以曾有做外交官司的志愿，高中毕业后，到重庆升大学，考取了中央政治大学的外交系，其后又因与国民党职业学生冲突而被学校开除，战后到上海入东吴法学院读国际法，继续研读同一门学科。一九五零年，我到北京去，想入外交部工作，是当时外交部顾问梅汝（王敖）先生邀我去的。梅先生是国际法学家，曾任审判日本战犯的东京国际法庭的法官司，看到了一些我所发表的国际法论文（其中若干曾译成日文），邀我去外交部做他的研究助理，连续从北京发来三封电报。年轻人得到一位大学者的赏识，毫不考虑地就答应了。

　　由于我的出身临其境家庭背景关系，当时外交部的实际负责人乔冠华先生主张我先去人民外交学会工作一段时期，将来再转入外交部。乔先生是一番好意，但我觉得人民外交学会只做些国际宣传、接待外宾的事务工作，不感兴趣，于是又回到得到香港，仍入《大公报》做新闻工作。其中情节有部分被误传。（香港和大陆、台湾出版的《金庸传》，作者态度十分草率，只不负责任地抄录一些已发表了的二手资料，拉杂成文，成书之前并没有来访问我本人或我的朋友、同事，该书内容错误极多，关于这件事以及其他不少记叙都十分靠不住。）

　　池田：成为外交官梦断之事也许是青春的一个挫折，但是，贵国不是有“赛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吗？戈尔巴乔夫曾与我谈过，他大学毕业后的去向本来内定在莫斯科的苏联检察院主职，但是却突然被取消聘用而落寞地返回故乡，戈氏因而大受打击，对将来的期望一瞬间就崩塌了。但是，那时倘若如他所愿留在首都的大舞台——就与此后的人生大不相同了。金庸先生的情况不也与他一样吗？克服青春的挫折的您，今天却成为望亚洲、对香港和中国的将来产生极大影响的人物。这比起您年轻时的梦想，不是更加辉煌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吗？

　　金庸：说有极大影响，决不敢当。现在回想，这个外交官之梦虽然破灭，却未尝不是好事。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后来不少担任国民党政府的驻外大使、总领事等高职，后来一个个的失却职务，失意闲居，对国家社会毫无贡献，自己的生活也十潦倒。在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产及此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筹备委员产期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闻的许多高级官司员共事或来往，包括副部长、司长、驻外大使等等，听他们谈到外交官的经历、现在的工作、生活各种情况，我并无羡慕的心理。如果有可能将我作为小说家、报人、学者的经历和分们交换，我肯定一定会拒绝。（笑）池田先生，这决不是说我现在的成就比他们大。

　　池田：对您的谦逊之心，我甚为理解。

　　金庸：我只说我自己这一生过得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不必受上司指挥和官司职的羁绊，行动自由、言论随便，生活自由舒服得多。不敢说心理具备业个“新闻工作者和平共处不受拘束的小说家”，在报纸上撰述评论，鼓吹维护民族主权和尊严，鼓吹世界和平，创作浪漫小说，比做外交官的贡献更在更意义，只是说，外我官司的行动受到各种严格规限，很不适宜于我这样独往独来、我行我素的自由散漫性格。我对于严守纪律感到痛苦。即使作为报人，仍以多受拘束为苦，如果我做了外交官司，这一生恐怕是不会感到幸福快乐的。年轻时企望做外交官司，主要的动机是周游列国，现在我可以随便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旅行，不受丝毫限制，更加自由自在。现在独立的从事文艺创作，作学术研究，不受管束和指挥，只凭自己良心做事，精神上痛快得多了。《金庸传》的作者一再写文章说，我想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司，全无事实根据，对我个性半点也不了解之人，居然来写我的传记，目的只是想利用我的名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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