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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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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田:这是感人的肺腑之言。 池田:我想知道,金庸先生通读古今之书而后博闻强记,一旦执笔即成当代每流的作家,为您打开天马行空般的文豪“独创之窗扉”的钥匙是什么? 金庸:说是文豪,实不敢当。年轻时培养我创作能力和写作能力最主要的因素是读书,特别是阅读小说。我父亲是一位热心的小说读者,家中藏书相当多。 池田:就是中国人说的“书香门第”,家中充满了书籍的芳香…… 金庸:我小时候在一个大家庭中长大。我曾祖父有两个儿子,我祖父是大儿子,住在一座大宅子的东半部,我叔祖父住在大宅的西半部。这座大宅子有五进,前厅挂着一块大匾,是康熙皇帝给我祖先查升写的堂名,“澹远堂”三个大字周围有九条金龙作装饰。我祖父有三个儿子,我父亲第三,他还有两个哥哥。叔祖父去世得早留下四个孙儿。这些堂兄、堂姐都比我年纪大很多,他们都喜欢读小说。 池田:是一个得天独厚的读书环境。 金庸:对。因为是地主的身份,平时没有什么工作,空闲很多,可使用的钱也多,大家都买了各种各样的小说。有传统的明朝、清朝的小说,也有比较新的上海出版的小说,例如:张恨水的小说,各种武侠小说等等;也有新派的《小说月报》、鸳鸯蝴蝶派的《红》杂志、《红玫瑰》等小说杂志。 池田:先生好像还有兄长? 金庸:我哥哥查良铿学习古典文学和新文学。在上海上大学,他花费不少钱买书,常常弄得饭钱也不够,受到我父亲的严厉责备。他买的书有茅盾、鲁迅、巴金、老舍等人的著作。我家和各位伯父、堂兄、堂姐等人所拥有的书是互相流通的,大家借来借去。所以我在小学期间,读过的小说就已不少。我父亲、母亲见我一天到晚的看书,不喜欢游玩运动,身体衰弱,很是担忧,常带我到野外去放纸鸢、骑自行车,但我只敷衍了事地玩一下,又去读小说了。(笑) 池田:哈哈,果然是“檀木一萌芽就香”(谓少年早慧),对吧!令尊与令堂所担忧的健康问题当然是一个前提。青年时期却是要好好读好书、读文学之书的。读书可以令人生更深邃,令眼界更开阔。读书中会发现人生的花、水、星、光,读书中也会有喜怒哀乐,有无尽的大海,有灿烂的世界。我在青年时代也读过许多书。恩师直至临终之前,总是问我:“今天读了什么书呢?”“现在在读什么书啊?”这样严厉地加以熏陶。只有不断提供养分,树木才可长大,同样,灵魂也需要滋养。特别是十几岁、二十几岁时所读的书,就是一生的重要财富。我设想金庸先生也是以这样的途径去开发文学巨匠的创作力的。 金庸:说是“文学巨匠”,真惭愧得很。我上的小学,图书馆里书籍也相当丰富,老师们很鼓励学生读课外书。我记得有一位姓傅的老师,特地借出他珍藏的《小妇人》、《好妻子》、《小男儿》三部书给我阅读。这三部书的译者郑晓沧先生是美国留学生,是我故乡海宁的出名文人,在家以他为荣,因此,这三部外国书在我故乡竟相当流行。 池田:“江浙为文人之渊薮”。先生您的故乡浙江省及邻近江苏省是文人辈出的有名地方,在历史上可说是文化、教育的先进地区。鲁迅、章炳麟、茅盾等中国近代现代的“笔的巨匠”,与您一样都是浙江省出身,令人感到这种传统的深厚。您在青年时代最爱读的作品是什么?全数列举或许太多,请不妨举出二三部。 金庸:我年轻时代最爱读的三部书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这部书是伍光建先生翻译的,译名是《侠隐记》、《续侠隐记》)。还有一部法国《十五小豪杰》我印象也很深,是十五个法国少年航海及在荒岛历险的故事。 池田:说来令人不敢相信,这些作品与我的恩师户田先生对我施教时所看的竟大致相同。至今仍记忆犹深,与《十五小豪杰》同收入一书的还有《鲁滨逊漂流记》,恩是时常将他自书被系狱的生活与那在无人岛上生活在的小说主人公比较,幽默地说道:“这是虚构的,不是没有写如何制盐的事吗?” 金庸:《十五小豪杰》译者是包天笑先生,可惜他用文言翻译,幸好我小时国文程度还可以,文言也读得懂。包先生于五十年代在香港仍继续撰文,年过百岁而逝世,我在香港和他见过面。另有一部科学幻想《陆沉》带了少年代的我进入一个浪漫的幻想天地。十多年前在安子介先生家中的一次聚会,谈到少年时的读书,才知这部书竟是安先生翻译的。我还记得书中各种细节,大喜之下和他谈论,才知故事中中国总理发挥作用的一节是安先生自行撰写加入。 池田:话愈说愈投机。现在所举出的作品,大多是那些明显以情节曲折吸引的小说。我想关于文学,我们另在别的篇章中详尽探讨,我这里想讨论的还是“情节有趣”乃是十分重要的文学因素。在小说中有人认为有“凝聚力”和“连接力”。人与动物,人与宇宙,精神与身体,男性与女性,此世与彼世,过去与现在、未来等等——连结着这些关系,会形成一个(哲学意义上的)“宇宙”(cosmology),但我认为那种力量的本质乃是“趣味性”的。将“趣味”改为“意味”也许更好些。那是在更深一层的立场上,与大乘佛教中将人在这个世界生存作为目的而提出的“众生所游乐”的“游乐”相通的。因此,金庸先生是将情节的构合力、文学的想像力视作天性之物呢?又或者是环境和本人之后天的努力呢? 金庸:我自己以为,文学的想像力是天赋的,故事后组织力也是天赋的。同样一个故事,我向妻了、儿女、外孙女讲述时,就比别人讲得精彩动听得多,我可以把平平无奇的一件小事,加上许多幻想而说迈进一件大奇事。我妻子常笑我:“又在作故事啦!也不知是真是假的。”至于语言文字的运用,则由于多读书及后天的努力。 池田:领教,领教。另外,我也想到,“儿童时代听到什么”也是攸关重要的。的确,文学的想象力也许是天赋,但那种天赋的萌芽该是幼小心灵的一种体验吧,特别是“从认那里听到到什么样的话语”。歌德、普希金都一样,在还年幼的时候,每夜都听母亲或乳母讲述民间传说和童话,这个成长过程传为佳话。传说和童话的特征相信是在于由人的灵魂对灵魂、直接、继续说话之点吧!从“说的人”与“听的人”的心的沟通之中,那些栩栩如生的形象集结于一起,形成了意味的世界——“听故事”这种活动不就比“读故事”更为有效吗?歌德以下的这段话可谓一语中的:所谓写作也许是一种语言的乱用吧!默读文字这件事也不外是活生生的对话的一种琐碎的代替品吧!因为人能借着“个体”把所有的可能性直接地传递与人呢!远古的故事,以及是传承这些故事的“声音的回响”在心中跃动,这份心灵的鼓动,才孕育出文豪们的浪漫的金色之苗。由于时代嬗变,现在却已渐渐失去了那种朴素心灵之交流了。 池田:您的少年时代相信是一个善感的时代。在晨昏的读书中渡过了青春岁月。听说您十五岁时,曾与两位同窗好友为准备报考初中的小学毕业生编辑并出版了一本书,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金庸:《献给投考初中者》那本书,内容平凡,只是搜集了当时许多中学校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同时用一种易于翻查的方式来编辑,出版后得以很大成功。我们在浙江南部的丽水出版,书籍一直行销到福建、江西、安徽各地。这本书的收益,支持我们合作的三人顺利从高中毕业,再到重庆去进大学。这本书和文学修养无关,而是商业上的成功。对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来说,表示我能了解到消费者的需要,用简捷的方式来满足他们。以后我创办《明报》而得到成功,大概就源于这种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 池田:我的恩师也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年轻时曾为青少年写下教学参考书《推理式指算术》,数年间再版一在几十版,成为当时畅销日本一时的教科书,毕竟也是洞悉了读者的心理吧!我还听说先生在十七岁时因写文章而过早遭遇人生的困扰,有这样的事吗?听说江泽民总书记曾对先生提起这件往事。 金庸:是的。江总书记在一篇短文中看到这件事。我高中一年级时,在学校壁报上撰文讽刺训导主任沈乃昌先生而被开除,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危机之一。因为给学校开除,不但失却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连吃饭、住宿的生活也发生问题,后来终于在原校长张印通先生及旧同学好友余兆文群的帮助下进入衢州中学,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 池田:此后在《明报》上大加发挥的“反叛”精神,原来在十几岁时已端倪。 金庸:“不怕重大压力而在文字中畅所欲言”,这也是后来《明报》所以得到成功的一个主要关键。不过在《明报》写社评、坚持编辑方针,是有意识的反抗不合理现象。高中壁报虚拟文章,只是少年代的一股冲动,没有考虑到严重后果的鲁莽行为而已。先生少年时期正值大战,受正规教育的机会被剥夺了,但参加创价学会后,听到户田先生的讲解训诲,学问突飞猛进,同时在担任编辑少年杂志期间,一定由于工作上的需要,艰苦自学,努力吸收知识。 池田:我在二十一岁那一年,在恩师的出版社里初次担任的工作就是编辑《冒险少年》(后更名为《少年日本》)杂志。由策划到找稿源、编版工作,以至校对全是我一个人承担。如果预约的稿件未合要求,杂志上的“空白”就要自己写了补上。迫不得已,真正开始学习怎样写文章。当时在户田先生严加训练下所获得的写作经验,成为我一生财富。无论如何,为了孩子们能读到好一些的作品,到处去拜访作家,而所谓的作家们大都是到了约定交稿日还在不断找借口,相当不守约的人(笑)。以至有时我这样想:“我已经够忙了,你还要我跑几趟催稿。”心中一股怒气。加之当时正在读夜校,每日忙忙碌碌,如果连自己内心也没有一点跃动,是不可能编出令孩子们感动的书的。所以就这样一直坚持读了很多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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