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7)_金庸

一七

　　▼附：金庸致池田大作的信

　　池田先生大鉴：上次谈话时，您要我从世界、中国、香港的政治经济局势，以及中国的历史观点，对邓小平等我生作一个公正的评价。我说等先生回日后，我再给先生写信，要翻查资料，摘录一些我当年会见邓先生的谈话记录，说明他的见识和胸襟。邓小平先生在谈到世界事务时，一贯从全世界多国人民的立场来考虑，并非只顾到中国本国，这一点上次先生已经谈过了。邓先生考虑中日问题，既重视中国人发的利益，也照顾到日本人民的利益，这在古往今来的各国大领袖中，真正说得上是绝无仅有（邓先生曾长期指挥中共军队，对日本军队血战）。他在1981年接见我时，强调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危险，是霸权主义者的侵略扩张。当时的霸权主义者是美国与苏联，这两大国如果重视和平合作，不去干预和侵略别国，全世界就太平得很。中国不会向美国或苏联威胁或哀求什么，但也不会轻易屈服。那天的谈话记录是这样的（发表于1981年《明报月刊》九月号，原文一字不改，下同。旧文可以核对查证）：

　　查：在反对霸权主义一事上，中国是很坚持的。现在世界各国对于霸权主义侵略者的危险性，越来越有更明确的认识了。

　　邓：中国在国际上，一切从全球性的大战略原则考虑，并不单只顾到本国的利益。美国以为中国有求于美国，其实中国无求于人，只是期望各国通力作，维护世界和平。马六甲海峡如果被切断了，受到损失最大的是谁？

　　查：首先是日本，其次是美国。

　　邓：是了，中国愿意与外国发展贸易，发展平等互得的关系，但中国基本上自给自足的，不过在现代世界上，不能关起门来做人。中国希望中美关系向前发展，不向后倒退，但这不是片面的。美国如果看法错了，制定的政策也会错误。美国如果真的搞得中美关系倒退，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就算倒退到一九七二年以前的情形，中国也不会垮，那时候没有垮，现在更加不会垮。五十年代时，苏联对中国是有援助的，以后就没有了，我们还不是这样过下来了？中国人是有志气的，决不卑躬屈膝，向人哀求。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所得到的教训难道还不够？为了全世界的利益，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平等合作是很好的。但如美国搞得太不像话，硬要中国吞，那吞不下去，也没有理由要吞。

　　中国现在的外交政策，基本上还是遵循邓先生当年（十六年前或更早）的主张。一个高明而正确的政策方针，往往可以行之百年而不变，并不是在朝夕之间反复无常。关于中国的基本问题，那时他说：

　　邓：毛泽东思想不但对中国，对全世界都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对第三世界。所以如何准确地评价，是十分重大的事情。

　　查：马列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一些原则与理论，在实际应用上，我想应当适合国情。适合各国不同的具体情况。

　　邓：对的。现在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有多少种？有一百多种罢？（此为略说，详情其后补充。）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要采用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法。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我们还要做三件大事。第一，在国际上继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第三，搞好经济建设。

　　查：我觉得，在国家统一这件事上，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最基本的因素，比之军事先上去国、统战活动等更加重要。

　　邓：你说得对的。三件大事之中，国家的经济建设最重要，我们的经济建设发展得好，其他两件大事就有了基础。经济建设发展得好，其他两件大事就有了基础。经济建设是根本着键。目前的经济需要调整。许多美国经济学家、外国专家们都认为我们的经济调整工作是必要的。调整要稳，时间不防长一点，步调不妨慢一点。欲速则不达嘛。调整完成的的目标，可以放到本纪末。

　　查：只要每年有进步，没有倒退，进步的速度是比较次要的。

　　邓：对的。那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和我会见，就在这个厅里，他坐在你现在坐的地方。他问我：“中国要建设四个现代化，到底现代化的目标是什么？”我当时一愣，用一句简单明了的话来回答，倒不大容易。我想了一想，就回答说：“目标是，到本世纪末，中国人民每年平均收入一千美元。”这是指现在一千美元的价值。我这句话不是随口说，是有根据的。目前中国人民每年平均收入每年大约是二百五十美元。十年翻一番是五百美元，再过十年又翻一番便是一千美元。这还不能说是很富足，然而是小康了。我们的想法要际一些，如果目标不能全部完成，打个八折，是八百美元，那时中斩人口是十二亿，那么全国的总产值是一万亿美元。那时提高人民生活质素的步调就大大加快了，我们就能做很多很多的事。人民的生活水平要不断提高。教育经费提高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就可大举兴办学校，提高人民的教育水平，使大多数人民成为有学识的人。我们不但要提高物质文明，也要提高精神文明。查先生做新闻工作，接角到的人很多，大家对我们有什么意见？

　　查：主要的意见是，希望目前的政策能长期推行，不要改变。大家有些担心，不要目前的政策执行了一段时期，将来忽然又变了。因为过去的变动实在太多，令人不能放心。

　　邓：那是对的。国内人民的主要意见也是这样。要保证我国政策的连续性。要建设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的干部政策也要四个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制度化。这是陈云同志提出来的，那好得很，应当这样，是不是？但不是说干部老了就没有用，老干部有经验，有见解，还是宝贵的，但实际工作就可以少做或不做。我们担任领导的人，也不能太忙，往往越忙越坏事。

　　查：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是盼望国家领导人“清静无为”。共产党人当然不能“无为”，要“有为”。但领导人心境清静一些、共作清静一些，还是好的。

　　邓：担任领导的人，不能出太多的主意。如果考虑没有成熟，不断有新的主意出来，往往要全国大乱。政治家主意太多是要坏事后。领导人宁静和平，对国家有好处，对人发有好处。查先生对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还有什么可以谈谈的。

　　查：现在的政策和工作，“文革”和“四人帮”时期固然万万不能相比，比之“文革”以前，各方面也开明得多。例如投考大学，现在不论阶级、出身，都可投考，只凭考试成绩录取，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改革，希望长期坚持下去。

　　邓：“文革”使得全国人民思想混乱，十年动乱，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文革”之前，每年有十几万青年从大学毕业，中学结业生至少几十万。“文革”十年，就是一批红卫兵瞎捣乱。

　　查：十年“文革”，使国家少了几百万名人才。

　　邓：粉碎“四人帮”之后，这情形一时还扭转不过来。培养人才是长期性的事，破坏十年，恢复至少要二十年。娃娃们飞惯了“文革”时瞎捣乱的风气。无政府主义猖獗，大家不守纪律，以为标新立异、我行我素就是英雄，谁也不能拿我怎样，说这是民主、自由。其实不守纪律。那时也搞经济调整，下放二千多万名青年下乡，只有极少数人例外。但十年“文革”，不但没有党的领导，甚至没有了党。现在娃娃们都用心读书，情况好了。也不是没有问题，但要用诱导教育的方法，根据法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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