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6)_金庸

六

　　池田：我不止对于香港，甚至对中国的将来，基本上是抱着一种乐观主久来展望的。在纪念甘地的演讲中（1992年2月），我曾引用圣雄甘地所说的话：我是一个从不认输的乐观主义者。

　　我的乐观主义是发挥非暴力的个人能力以及无限的可能性的信念。活在对人的绝对信赖中，发出强大生命力灵魂的音响，这是何等感人的话，这种乐观主义不是建基于万事俱备的客观条件上，从而一目了然地简单分析现状的预测而盲目乐观，恰恰是在不可想象的恶劣环境中怎么也不愿放手，具有金刚般信念意味的语言。进而言之，那也不可以主观的原因来断言。

　　客观地来看，香港具有那种欧美式民主主义的标准所无法估量的生命力（vitality），我觉得它与中国本土更为相似。只要怀着所谓乐观主义这份“内心的财宝”，相信一定会有出路的，绝对不会找不到突破口的。何况香港的回归中国充满着机会，我想到在这里将演出壮阔的史诗一般的大戏吧！一定要相信，香港必定会有光辉灿烂的未来。

　　金庸：谢谢！“香港明天会更好”这句话中充满了乐观和信心。凡是了解到香港人的能力、活力和积极努力精神之人，都会认同这种乐观的看法。但如果我们尽量实际而平实一点，那至少可以这样相信：长期来说，97之后的香港一定会比今天更好；在短期的数年之中，就算不是更好，也当不会比今天更坏。

　　池田：金庸先生曾担任制定归还中国后的香港社会体制《香港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曾对此制订工作尽过许多努力。同时，也听说《基本法》的政治架构（体制）多少是基于先生您所提出的方案。在决定香港归还中国之后，此一消息传到香港，曾使投资者感到恐慌，市民焦虑不安，不少人都以为末日将至。金庸先生您所提出建议却是：以香港市民的生活不变为第一保证，同时又要顾及中国政府的立场和体面，保证实际上的确对中国有利。这种顾及双方的安排是很不容易的。但别无其他良策。肩负此一重任，窃想当是劳心劳体，劳苦功高也。在制订《基本法》的过程中，您在哪些方面曾煞费苦心？哪些时候最为操心？希望能在回答这个问题上为后人提供珍贵的历史证言，请不吝赐教。

　　金庸：1984年，当中国方面最初邀请我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时，我就很踌躇。那时我是香港《明报》有限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全面负责报纸的行政和编辑工作，又亲自撰写社评，如果我参加《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摆明了和中国当局站立于同一条阵线，不免有损《明报》作为一份独立报纸的形象。但后来考虑到，我只身南来，赤手空拳，一无所有，终于在香港成家立业，建立事来与名誉，有了一个幸福家庭和幸福生活。这一切虽有自己辛勤努力，但全是出于香港这一环境之所赐。

　　池田：不能对“第二故乡”的香港现状熟视无睹、置之不理吧……

　　金庸：是的，目前香港正面临重大困难。它的前途是否光明顺利，在很大程度上与《基本法》之如何制定有关。我充分了解香港的一切，同时我在大学里是学法律的，对国际法相当熟悉。我在香港有成千成万读者、朋友和亲人，他们的苦乐忧喜我不能不深切关怀。何况其他参加起草委员会的，大部分是香港的知名人物，是社会上众所尊敬的人士，大家都是有了名誉、地位、财富、事业的，参加这委员会纯粹是贡献而不是寻求什么利益。

　　池田：知恩图报，此乃人间正道。佛法中也有“众生之恩”的说法，您对于这种人间正道所抱持的重视，是一咱令人肃然起敬的美好心灵。在描写金庸先生的日常生活的文章中，曾有这样的叙述：金庸常常施恩于人，却不期待人家回报。可是，“不能忘恩负义！”那些受过金庸恩惠的人，每当向他表示出自内心的感激之时，他的脸上会露出喜悦的神色。先生的人格，从这些文字描写中可略见一斑。而且，主要是出于“报答香港人”的动机。香港给予我的实在太多……，只觉得我比别人所得为多，而回报不足。这一次有机会为香港花五年心力，真正做一件事……

　　这是金庸先生您自己的话，正是在这个信念下您全力以赴地践行自己的诺言。我每次去中国访问，总想对“恩人之国”尽自己的崇敬之礼。日本的接受佛法，几乎是全部从中国，然后是朝鲜半岛学来的。作为一个日本人，真想对有大恩之国尽力报答，这个想法是天经地义的。报恩之心乃人间值得称道之事，与之相反的是“背叛”和“忘恩负义”。不管以什么样的借口来辩白，作为一个人，忘恩负义的背叛乃是罪不可逭、是耻辱之至，不可怜悯宽恕之事。“背叛是比犯罪更大的犯罪。”这是您也熟知的戈尔巴乔夫先生好几次都谈到的。我亦甚有同感。可以说，“恩”是现代社会中所失落的价值观中最大的一个吧！从这个意义而言，金庸先生的这些话，不啻是对现代人中的傲慢无知敲起警钟。此外，在起草《基本法》的过程中，先生是怎样同中国的领导人切磋商量，进行周到的准备的工作呢？

　　金庸：许多说我好话的文章，有些是出于友谊，有些是过甚其词不达意，我本人其实远远没有那么好。

　　1993年3月，我接受邀请，到北京会见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先生，后来写了一篇文章记述这次会见，题目是《北国初春有所思》，其中录了四首诗，记述参加起草《基本法》的经过与感情。下面四首诗，简短叙述了参加起草《基本法》的心情及其过程，一并在此向您请教：

　　《参草有感》四首

　　南来白手少年行，立业香港乐太平。
　　旦夕毁誉何足道，百年成败事非轻。
　　聆君国士宣精辟，策我庸驽竭愚诚。
　　风雨同舟当协力，敢辞犯难惜微名？

　　京深滇闽涉关山，句酌字斟愧拙艰。
　　五载商略添白发，千里相从减朱颜。
　　论政对酒常忧国，语笑布棋偶偷闲。
　　钱费包张俱逝谢，手抚成法泪潸潸。

　　法无定法法治难，夕改朝令累卵危。
　　一字千金筹善法，三番四复问良规。
　　难言句句兼珠玉，切望条条奠固基。
　　叫号长街烧草案，苦心太息少人知。

　　急跃狂冲收险滩，功成一蹴古来难。
　　任重道远乾坤大，循序渐进天地宽。
　　当念万家系苦乐，忍令百姓耐饥寒？
　　哗众取宠浑闲事，中夜抚心可自安？

　　这几首诗以中国文人传统的标准来看，诗的本身实在不够好，但说出了当时的心情。

　　池田：非常令人感动。（领导人）应“当念万家系苦乐，忍令百姓耐饥寒？” 这样的诗句，使我感慨万分。外人对自己怎么批评都可以，但为了人民而尽力——心系万众，金庸先生的这种真情在这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金庸：这两句诗，是指为基本法布局的中央领导人，以及我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时时以香港广大居民的福利为念。

　　池田：正如您所熟知的大乘佛教中将“菩萨行”作为最重要的教义。通过菩萨之心可以看到宽阔、深情的心胸。向着香港、台湾、中国（内地），然后是亚洲、世界，常常想着普天下的民众，并付诸行动。对于践行菩萨行的奋斗精神的金庸先生，我真想表达敬重之心。

　　金庸：先生的好意温暖着我的心。事实上是殊不敢当。香港《基本法》的内容根据于三大要旨：一、中英双方的协议，也即中国明白宣示的目标与政策；二、保持香港原有的制度与优点；三、保障香港人的幸福与一贯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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