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5)_金庸

五

　　池田：请继续发表高见。许多日本人对于中国与香港的历史关系不甚了解。

　　金庸：“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进行改革开放，致力四个现代化的经济建设。香港有充分的经济建设的先进经验，有先进的管理技术和大批工商业人才。香港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交通与运输中心，香港的企业和全世界重要企业都有密切联系和长期交往。香港人带头在中国大陆各地大量投资，进行基本建设还引进大量海外华侨和外国资金，投资于中国的工商业。中国在实施改革开放后数年内，经济进步神速，超越了世界任何地区。

　　池田：可谓是“奇迹”般的发展，如以同是社会主义的大国而言，中国的发展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经济的混乱、迷失方向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金庸：这其中香港所发生的作用之大、所作贡献之重要，是无可估量的。由于这些实际的考虑，毛泽东和周恩来制定的香港政策是“保持现状，充分利用”。香港只有积极持现状，才对中国有用，既然有用，就长期而充分地利用之。这个政策一直不变。

　　池田：对此我十分理解。这里有一个部题想请教先生，“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带给香港什么样的影响呢？

　　金庸：在“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湿期限间的1967年，香港的中国方面的领导人受到极左思想与政策的影响，发动“反英抗暴斗争”，组织在工派群众，和香港的英国政府正面冲突，冲击港督府，与警察打斗，到处放置炸弹。英国出动正规军反击，双方都有死伤，还累及不少无辜市民，一时局面十分恶性循环劣。竟得周恩来总理亲自下令制止这种违反中央政策、破坏香港稳定繁荣的行动，左派暴动才渐渐平息。其后这场动乱的组织者与发动者据说受到了党内批评，有些人还受到处分惩罚，被下放到边远地区的农场和矿山中劳动改造。经过了这次教训后，“不得破坏香港现状”的政策在中共高层领导中更加得到重视，这个政策的基本理由是：香港现状的维持对国家有利、对全国人民有利，也即是对全党有利，对香港广大中国同胞有利。

　　池田：一直关注“人民的安稳与幸福”，是周恩来的领导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自己也遭到激烈的批判，甚至连生命也有危险，但是周总理不顾自身的安然，从狂乱中保护了邓小平等许多人。我曾拜会过周总理（1974年12月），那时正是暴戾的“四人帮”横行之际，他将九亿人民安然系于自己一身，如大树独立中天一样。周总理是令人怀念不尽的伟人。请谈谈现在香港的英国领导人。

　　金庸：池田先生谈起“领导者的风范”，我也来谈一点浅见。1992年间，英国派遣前保守党主席彭定康（Chris Patten）先生来香港任总督。过去的几任总督如麦理浩、尤德、卫奕信等等，都有长期的中国经验或是担任过驻中国的外交官。他们能直接阅读中文书报，甚至流利地说中国话。但这位新任港督不但对中国所知极少，对香港事务也全然陌生，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不明白中国人的心态和行为方式，却突然提出一些香港政制改革的方案。

　　池田：听说不止是关系香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挑起国际性论议的问题。

　　金庸：这些方案的内容，完全违反中国与英国过往达成的协议，以致引起轩然大波，造成了剧烈的政治动荡。中方以毫不客气的言词批评和指责他的行动，中方高级官员拒绝和他见面。中英双方过去长期以来和谐相处的传统在短时期内突然改观。我和彭定康先生在伦敦和香港都曾会晤过。由于大家都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校友，我曾向他奶切进言，希望他放弃他的政治改革方案。我直率地对他说：这些方案不符合中国的既定政策，不符合香港的现实，所以是行不通的。即使他坚持己见，一定要推行，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后，就会给中国全部取消推翻，所以不但对中国和香港不利，也会对英国、保守党和他本人不利。

　　池田：但是彭定康先生完全不能接受罢？

　　金庸：他不相信中国会推翻已成为既成事实的香港政治制度，认为一种比较民主的制度在香港推行之后，会得到多数香港人的喜爱和支持，就成为传统。将来中国接管香港之后，不可能违反香港民意而取消这种制度。他似乎认为中国与香港的政治局势和英国是一样的，政府和政治领袖必须服从民众的大多数意见，不可能违反民意，否则便会垮台，于是便满怀信心的推行他的政治改革方案。他当然明白共产党的施政方式和英国这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不同，但他长期在英国的政治氛围中生活与活动，“依赖民意”便和饮威士忌酒、吃牛排一样，是他生活中不必思索的一部分。其实，这种直觉的政治信念用在香港是大错而特错了。他完全不了解，马列主义者确信，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谓“民意”，全是资产阶级的宣传工具（例如报纸、电视、电台、广播、杂志、政治领袖、政治家、文人、花钱买来的广告等等）制造出来的，根本不是人民群众的真正意见，所以不足重视。

　　池田：我对于先生所言极以为是。在日本保，也有人认为（英国）是：“有将欧美式的民主主义作为‘大义’（应遵守之原则、模式）来把支配殖民地正当化的宗主国意识。”殖民地主义曾在第三世界里留下深深的伤痕，难道不应对此有所敏感吗？这种看法是存在的。

　　金庸：英国在香港施行殖民地统治，港督是独裁者，有决定一切的大权，从来不需要听取什么民意。在香港，一百五十年来也从来没有什么民主制度。加之，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政权这几年中纷纷崩塌。这也使英国的政客们心中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中国的共产党政权也会在西方国家民主的压力下垮台，即使不垮台，至少也会作出让步。这些认识和估计全然错误。我于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九日及二十日在《明报》上分别发表了两篇社评，概括地指出了香港和各种实际情况。那是冷静的叙述事实，不包括自己好恶和是非判断，只是说：“事实是这样，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是必须面对的事实。”我就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池田：确如所言，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国家，传统、国民性、社会现状也错综有别。政治体制也好，社会规则也好，但总有这种况出现，譬如在某国被作为正义或常识所认可的东西，在另一个国家可能被视为完全相反的东西。那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人家（别国）的国情，这种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想法是要不得的。去年六月，我初访古巴，会见了国家领袖卡斯特罗。此行是一个令我不断思考的旅行，我谨举出其中的一点来谈谈。

　　众所周知，美国将社会议国家的古巴视为“喉中刺”、“眼中钉”。但是，社会主义也不是一句话就可以说得清的。在古巴的“精神之父”霍桑·马尔迪的思想中，也不是那么简单地构思（诠释）社会主义的，而是将之赋于更广义的“自由”之意义。然而，古巴有过所谓巴的斯达政府“挂着革命政权招牌的腐败堕落”，这种痛苦的经验令古巴人难忘。针对于此，卡斯特罗政府曾骄傲地自夸廉洁清贫，是“没有前苏联时代的特权阶层的社会主义政权”。如果无视这种非如此做就不行的古巴之特征和特质，而仅仅因此宣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对之封杀，采取敌对、敌视的态度，对这种做法，我是有所保留的。

　　金庸：我充分理解您的看法。

　　池田：历史上，美国总是过于自信（什么事都得由自己人来做），总之有一种动辄就要敌我分明的倾向，那是素来重视自主独立的美国人国民性的一点表现吧……例如，美国对古巴强化实行经济制裁，最近又通过了《赫尔姆斯·勃顿法》。因为古巴政府曾没收那些从古巴亡命美国的古巴人的土地而作为国有。另一方面，古巴实行经济开放后，外国资历本源源不断进入古巴。此“法”就是针对那些租借古巴土地及买下那些土地的外国公司，禁止他们的公司在美国营业，也不发给他们的职员入境美国的签证。在伸张民主主义正义的同时，如果以更广阔的多视角的人生哲学来看，这种敌意反倒是因为不信任的根扎得太深的缘故。对那些一味强调“这不容置疑是正确的”的论点，坦率而言，我是非常怀疑的。关于古巴的问题，对于欧洲诸国也好，美国也好，都是十分严峻的问题。归根结底，这个虽然只有一千万人口的岛国，却敢与全世界的超级大国美国分庭抗礼，四十四年间从不屈服，而且至今犹然。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中南美洲诸国的民众对美国正暗暗反感，反而对古巴渐抱同情。当作如是观。话扯得远了，请原谅。

　　金庸：这是语重心长之话！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收回香港，是充满敌意和反感的，不但是英国，而且更有美国、西欧、澳洲、加拿大等等。不但是政府当局，更有传播媒介、报章、杂志，新闻记者、编辑、作家……他们认为一个自由的城市沦入了共产主义者之手，是民主的悲剧，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悲剧。于是一切报道和预测，都根据于他们的价值判断和情绪、偏见。日本的传媒也并无例外，他们不来作实地考察，而凭着自己主观的意愿而写作，于是强调“九七”之后香港必会混乱，人心动荡而痛苦。

　　池田：适如您所指出的，这是挥之不去的“预测”和“偏见”，或许正如“隔岸观火”。

　　金庸：人心动荡是有理由的，信心不足，那也不错。至于“97之后必定混乱”，那就不见得会是事实。“97”还没有到，大家都只是推测。我是凭着对香港的充分了解，对中国政诒的了解而作出这样的判断。先生是凭着对香港人的了解，对香港的厚爱而作出这样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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