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7)_金庸

七

　　池田：先生曾在《明报月刊》中谈到香港回归中国时说过这样的话：主张急进也罢，主张稳健也罢，如果真的为中国、为香港、为香港人，为他们谋幸福而出发，意见不同等问题不大，可以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讨论，交换意见，没有必要变得像仇人般的互相敌对。一切应以为人民谋幸福出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我是青年，曾读过日本哲学家三木清的《人生论笔记》一书。书中曾有一段话令我难以忘却：打开伦理的书来看一下吧！你们诸位会很容易找到毫不谈论幸福问题的书籍吧！（中略）

　　抹杀幸福的伦理，乍看起来是如何了不起的伦理也好，其内涵也不外是虚无主义而已。这一节是很难忘的。人究竟为什么而活着呢？是为了幸福。无论是宗教、政治、经济，都是为实现人的幸福的“手段”而已。但是，所谓“幸福”的根本目的，却常常意外地被忘却，为此，在成为“手段”的宗教、政治和经济中，反过来束缚了人。真是意外地颠倒了主次。因此我们应该重新回到先生您所说的“为人们谋幸福”的原点去再出发，想来这也是现代人所面对的中心的课题。起草《基本法》的工作经历了五年的岁月，但是，那可是无论巨细都难的事业啊！这也是“好事多磨”。

　　金庸：《基本法》的起草过程相当繁复，前后约历五年之久，委员会下设五个组，每个小组各有两名负责人，负责主持会议。我被任命为“政治体制小组”的负责人（港方），另一位负责人是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萧蔚云教授（中方）。萧教授曾留学苏联，法学渊深，著作甚多，曾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订工作，是中国地位很高的法学专家。他为人和蔼，思想开明。

　　池田：虽是同胞，但各有不同的立场和经历，在沟通时当有一番周折吧？

　　金庸：我和他有时有不同意见，可以坦率地讨论或辩论。有一次在许多香港记者面前，我们对于中国内地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问题，作了相当激烈的辩论。他很客气地表示让步，我心中感激，自责态度不好。从此之后，我们二人结成了好友。关于我的小说在内地的版权问题，萧教授曾介绍他做律师的学生协助处理。

　　池田：正因为金庸先生与萧教授意气相投，以你们二人为核心来领导，才使政制小组的论议得以顺利进展。

　　金庸：我们这个小组负责起草将来特区的政治体制，内容重要，而争议也极多。我们大致上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的协议规定行政、立法、司法三方面各自独立行使职权。问题集中在行政长官以及立法会的选举方式。我和萧教授以及其他大部分小组成员（包括雷洁琼大姐、张友渔老先生、李后先生、鲁平先生、我的同族叔祖父查济民先生、端木正教授、项淳一先生、许崇德教授、李福善大法官、黄保欣立法议员、谭惠珠立法议员、廖瑶珠女士、郑伟荣先生等几位）都主张和现行的政制心意一保持一致，不多作多改变。

　　但李柱铭用大律师（Q.C.是英国、香港资深大律师的一项高级头衔）和司徒华先生（香港教师协会主席）两位要求进行急剧的民主大改革，在特区成立后立即实施一人一票的分区直接选举，并在特区成立前以全民投票普选方式先行选出行长官。他们两人在会中是少数，但意见坚持不让，经常和其他小组成员发生激烈争辩，同时得到香港传达室播媒介和青年、学生的支持，时时施行群众性的压力，例如游行示威、发动群众签名册名、公开焚烧《基本法》草案、到《明报》大厦前焚烧《明报》表示抗议等等。

　　池田：不久前，董建华先生刚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第一届行政长官司，日本的电视新闻也报道了这个选举过程。我因此也了解到，要不要举行普选曾成为争论的焦点。正确地汲取民意，并非一件易事。的确，民主主义的普选手法被视为发主主义的根本，一步错了就很可又红又专重蹈所谓“雅典的民主主义杀死了苏格拉底”的愚民政治理的覆辙。相反，卢梭曾喟叹：“发众在选举中是主人，选举以后则是奴隶。”在这状态里，政治会与发意脱节，使得民众渐渐地离开政治吧！这是进退维谷的境地，可知您的用心良苦。

　　金庸：在起草《基本法》的过程中，最艰巨的是关于将来手区行政长官司和立法会议员的的选举方式。香港激进人士的所谓“民主派”强烈要求“九七”后，行政长官司和立法议员全部立即由普及的“一人一票直接选举”产生。我和小组的在部分草委都认为这般过分急进，是行不通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到等西方主要民主国家，行政长官司都不是通过直接选举产生，而国会通常分为参众两院或上下议院，每个选民的投票权也不是绝对平均的，都照顾到社会上特殊阶层的传统利益。

　　池田：在此之间，政制小组内部的歧见也产生了吧？

　　金庸：当时我在理论上和“民主派”的学者、宣传家仍展开激辩。对方不顾事实，一味高呼口号，要“一人一票直选”。其实，一人一票的分区直选，未必就是最公平最民主的方式。日本最近的国会选举，就改变旧制而分为两部分。五百名议员中，三百名由分区直选产生，二百名由政党比例产生，每名选民都投两票，成为“一人两票”。日本的首相并不是由人民直选产生，而是由众院的多数留底员间接选出，英、德、澳、加等都是如此。香港的青年们受到了宣传鼓动，不冷静地了解事实，不考虑具体情况，一味认为“凡是和中国当局看法一致的，就是亲共、出卖香港人的利益”。

　　池田：对于您的深思熟虑我深表理解，我觉得金庸先生是以政治的安定作为首要优先来考虑的。

　　金庸：后来港督彭定康先生提出政制改革，将原来“功能组别选举”改为变相的“一人一票直选”。那是不符《基本法》规定的，也违反中英两国已成立的协议，中方绝对不接受，决定在九七之后取消作废。结果真是取消了。彭定康先生公开宣布的预测全部错误，而我的预测却实现了。

　　池田：离举世瞩目的香港回归之日尚有半年，我再三地祈祝香港顺利过渡，同时也坚信，香港人一定会在历史潮流中取得继往开来的大成功。关于“九七问题”所孕育的历史意义，还有许多可以畅谈的的问题，想来还有机会继续谈下去。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