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4)_金庸

四

　　池田：1997年7月1日，这个香港回归中国的日子正快步向我们走来。不仅仅是香港的各位朋友关注这个日子的到来，这也是全世界为之瞩目的“历史之日”。

　　金庸：我亦与先生同感。

　　池田：对中国充满着元限热爱的汤恩比博士曾经说过：“中国之于世界，已经从世界的东半球扩展到全世界了。”他对于中国，不仅期待她肩负着不单止亚洲。而且是整个世界的未来的使命，这个期待又是多么的深沉。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有着很大的机遇，其中的一个关键之所在就是临时香港。也可以说，正如同身体中的心脏部分，而亚洲的心脏就是香港。香港的将来，不但关系到亚洲，而且关系到“世界的将来”因此，其所引起的关注特别大。确实，有一部分人抱着香港归还中国之后将会出现混乱的预设想法。但是，我自己从前曾数度访港，对香港有耳濡目染的实际观察，我认为香港人具有无穷的旺盛活力。

　　金庸：池田先生对香港怀有极大的善意和关怀，令人感动。这种好意，在您于1988年写于香港半岛酒店的一首诗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其中一节是：

　　我的思念无论何时何地，都不曾离开过香港因为我一直坚信这里正是亚洲幸福的光源是世界和平的港口怀着重要使命的天地。

　　池田：不敢当，先生过誉了。在不幸的命运的去配下，尽管经历了时代的惊涛骇浪，在这样的艰难的旅途中，香港却创造了“奇迹”。在这个“繁荣之港”的热气腾腾之中，认置身其中，也会为之发出惊叹。“百闻不如一见”，只要去看看铜锣湾那热闹的盛况、摩肩接踵的旺角街市，就可明白此言不虚。具有在逆境中反败为胜的勇气，对于任何困难都能灵七地对付，使自己的能力尽可能得以发挥的智慧。可以说，踏实地的“人的活力”，这就是香港之宝。只要不失此宝，香港就得以无限的发展和成长，那是不争的事实。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事发生，香港人都会积极地面向未来，面对着自己已知和未知的处境，将自己的能量发挥出来，以对付各种挑战吧！我对香港人明天会更好充满着信心。

　　池田：香港人对于“香港的明天”抱有什么预见呢？请先生指教。

　　金庸：正如池田先生提到：日本传媒散播一种论调，认为香港回归中国后人心不安，将引起混乱。池田先生对此不以为然，您对香港人明天会更好充满了信心，我也来谈谈对“香港的明天”的看法。

　　池田：请赐教。

　　金庸：未来情况是很难预测的，无论如可应以大量的事实作为根据。任何预测总不免是假设与推想，不可能百分之一百的准确。我在报刊上撰写政论，历时三十余年，最大的特色是“喜作预测”，常常公开对未来事情的发展提出明确而肯定的判断：这件事将来一定如何如何，绝对不可能有同的发展。

　　池田：正因为先生您是这样的一位言论大家，才有此洞见。

　　金庸：谢谢您的鼓励，幸运得很，我作的许多大胆推断，后业事实大都应验了，并没有重大失误。这不是我眼光好，只是运气不错。

　　池田：为了让日本世的读者也能了解，切望能举出荦荦大端之一，向我们作个介绍。

　　金庸：其实重要的预见也并不多。我在“文革”开始不太久之后，就推断将来毛泽东定会整肃林彪，写了社论《自来皇帝不喜太子》；又推测在毛泽东去世后，江青很快就会被逮捕甚至被处死，文章题目为《不知往哪儿躲》，说江青目前权势熏天，作威作福，不可一世，但毛泽东一旦逝世，江青就“不知往哪躲”了，没有可以逃避的地方。当年中国对越南交战，我曾预测中国占领若干土地、对越南当局给予教训后必定撤退，对于进军到何地为止，何时撤兵，都有大胆预测，结果幸而言中。对于香港的前途，我比较重要的一个推测（在1981年2月26日的《明报》社评中发表），是中国当局会决定收回香港，大概会在收回的日期之前十五年左右正式宣布，同时并宣布香港现状今后不变。事实是，中国政府的确于1982年宣布，定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恰好是相隔十五年。这些我决不敢自负，只是运气好，恰好碰中了而已。

　　池田：实际上在1982年决定了香港的归还祖国，全部与金庸先生的预见所证实，令人钦佩。能对状况作出正确的判断。想来没有什么比先生自身的“历经困难时代的经验”更重要的吧！先生以前会见中国共产党江泽民总书记时，江总书记曾说过：“我们年纪都差不多，也都是抗战胜利前后，和解放以前上大学的，都经受过民族和国家的艰危险和困苦。”

　　金庸：嗯，这次会谈的情况曾刊载在《明报月刊》上。

　　池田：“都经受过民族与国家的艰危和困苦”——因此，锻就了洞见未来的火眼金睛。回顾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辛勤地建立新国家的，就是被称为“维亲元勋”们，在许多时候，他们都能正确地对状况作出判断。我对于所有的战争都是绝对反对的。在日俄战争时，日本的政府领导人并未曾抱能战胜大国俄罗斯的梦想。由当初发的考虑“怎样结束战争”，到“何时，以什么样办法结束呢？”“请哪一位来斡旋取得和平呢？”等等细致而又冷静地思考。然而舆论却是甚嚣尘上的“主战论”、“积极论”，更指责政府为“无能”、“软弱”。那种冷静透彻的现实判断，也只有经历过产生幕末、维新的生死存亡的夹缝才有可能。也即是受过十分的苦难、刻骨铭心方知现实，所以，才可以对事情作出正确的判断。

　　金庸：说得对。我也同池田先生有一样的感受。

　　池田：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那些出类拔萃的先贤能相继凋零之后，日本就开始头脑发热燮羞“夜郎自大”般的狂妄。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提出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等，激仑矛盾，使中斩反日、排日运动一夜之间迅速高涨，正是这种不自量力的“夜郎自大”的典型。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驱使人民迷信毫无展望的“总有一天神风劲吹”等与现实相脱离的国家指导来相比，真不能想像他们与维新的领袖们为同一个国家的指导者。人，尤其是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亲历苦难。金庸先生与我都爱好的作家吉川英治曾说过：“历尽苦难方能成器。”这实在是一句至言（真理）。尤其是年轻的人，我想将此句至言赠送他们作为座右铭。只有吃得苦中苦，才可以磨炼他们匠人格和见识，才能锻炼他们的人格和见识，才能锻炼和培养他们具有正确判断现实、富有远见的眼力。不管是国家、社会还是团体，只有在真正经历苦难磨炼的一工人中才能找出舵手，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是听到金庸先生刚才所说才有感而发的。

　　金庸：哪里、哪里。预测香港的前途并不太难，因为主要的根据是中国领导当局的决策，而决策的内容与各种因素并无机密，基本上是可以了解的。中国对于香港的政策，可以说是“现状不变，长期利用”八个字，再加上八字：“民族大义，利于国家”。香港现状的维持下去可以加以充分利用。

　　池田：历史是最好的见证啊！

　　金庸：英国经过鸦片战争而割占香港，是西方帝国主义者侵略中斩首举，任何中国人在谈论国事、关心民族前途之时，无不为之痛心疾首，认为是奇耻辱。只因为后期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更加直接而急遽，中国人才将抗敌御侮的目标，从英国转成为日本。但爱国人士提到雅片战争和香港，无不痛心疾首。

　　池田：先生真是明察之至。想来是背负着漫长的历史，以此引以自豪的民族才会这样。日本的“攘夷论”，据闻也正是在对殖民地被支配的背景下才出现的。只有踏足于被外国人侵略的国士时，背负恸哭的痛史的人才能明白其中的滋味。

　　金庸：记得我在小学念书时，历史老是讲述帝国主义欺压中国的凶暴。讲到鸦片战争，中国当局中如何糊涂无能，无数兵将英勇抗敌，但枪炮、军舰不及英国以致惨遭杀害，他情绪激动，突然掩面痛哭。我和小同学们大家跟着他哭泣。这件事在我心中永远不忘。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长期在香港居住的人例外）对于“收回香港”，自然瓜在是“天经地义”，“即使要我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绝对不需要考虑”。

　　池田：这使我想起文学家鲁迅先生当年在日本仙台的医科学校留学时的故事。鲁迅在学校中看到放映日俄战争时的幻灯片，有一个中国人无缘无故地被日本军人处以死刑。被虐待的是中国人，骄横跋扈的是日本人。顿时，鲁迅感到无限屈辱和悲愤——那无疑是所有中国人的想法。读到记录，金庸称生在同江泽民总书记会谈时，江总书记也谈到鲁迅的这些话：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绝对不会屈服，从苦难挺起，勇敢地前进。

　　金庸：江泽民先生是引用了鲁迅这句话最后的部分，强调“中国人是有脊梁的”。因此一说到“民族大义”，一般中国人对于收回香港一事决无第二种意见，但考虑到“利于国家”的实际问题，事情就不是这样简单了。

　　池田：说得是。

　　金庸：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中共曾利用香港作为收集捐款和接济物资的所在。不少重要人物通过香港以逃避敌人的追捕而进入内地，香港曾成为抗日宣传、反国民党宣传的基地，许多宣传品、出版物在香港印刷而进入内地。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派遣志愿军支援北朝鲜，和以美军为首的十四个国家联军血战数年，长期僵持。当时中国受到联合国的封锁禁运，军队所需的许多通信器材、医药用品等等依赖从香港走私输入，对于“抗美援朝”之战起了很大作用。后来中共与苏联交恶，战争如箭在弦，一触即发，香港对于中国的战略上又具极大重要性了。中苏如果说爆发大战，上海、天津、大连、宁波、厦门、湛江等等港口必遭轰炸破坏，所有依靠外来支援的物资全部无法运入。香港由英国统治，是中立港，苏联海空军不能攻击香港。中国就保持了一条宝贵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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