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3)_金庸

三

　　▼香港的明天——面对回归

　　1997年7月1日，正是香港回归中国的日子。对于这个不单只香港本身，连全世界瞩目的“历史性日子”，究竟“香港的明天”该如何预测？

　　池田：所谓“相识满天下，知音有几人。”能与善于思想交流而求同存异的人对谈，实在是幸福之至。我们可以这样进行对话，或是早就“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使我想起前苏联作家爱特·马列托夫在同鄙人进行“铸就大魂之诗”对谈开始之际，曾说过这样的话：……不知道当从何谈起，更正确地说，这种对话不是刚刚开始，而是继续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在我们对话之前，也即是在我们相识之前，这种对话其实已经开始了。这同我们相见之前也一样，如此相同的意义——以佛教的语言来说，正是“宿世之缘。”

　　金庸：我亦有同感，很多相识我俩之人都说，我们二人相貌十分相似，如说 “我们俩是兄弟”，恐怕很多人都会相信吧！（笑）

　　池田：我十分喜欢世界各国的文学，年轻的时候曾立志当作家。所以能同金庸先生您进行对话，我感到分外的高兴。何况，在香港即将回归中国的历史性时刻，我能与素有香港“良知的灯塔”的声名的先生您对谈，真是深感荣幸啊！此外，在我们计划要进行这个对谈的同时，日本出版界也在去年秋天开始进行《金庸武侠小说集》的翻译和出版的工作。在中文世界极享盛誉的大作，日本的文学界却曾经不闻不问或毫无所知，以至时至今日仍缺乏金庸先生笔下斑谰多姿态的文学世界，不能不令人遗憾。因而，这个翻译工程令人大喜过望。

　　金庸：非常感谢，过奖，过奖。所谓香港“良知的灯塔”称呼殊不敢当。我那些小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暂时没有拙作的日译事属寻常，但也略觉遗憾。因而，对于此次的译事当然感到十分欣喜。我很久以前已经拜读过池田先生与汤恩比博士的对谈集《二十一世纪的对话》，当时深受感动。今次有机会与先生您对谈，对我而言乃是荣幸之至！

　　池田：岂敢，岂敢。其时，汤恩比博士曾对我说过：要开拓人类的道路，就只有对话了。你还年轻，希望你今后继续跟世界的知识分子对话。这是他给予我的遗言。苏格拉底也是位重视“对话”的名人。其弟子柏拉图也将与师傅的对话写成“对话篇”。我们信奉的日莲大圣人，他也留下了对话形式的著作。如果是些深奥难解的论文，人们不会想去读它，它只会变成孤芳自赏。从这点看来，对话形式是较易读和有普及性的。而且，留下的“精神性的对话”是永远的。我与汤恩比博士对谈时，刚好报章正大大地报道某国的首脑阶层会谈的记事。汤恩比博士严肃地跟我说，那此政治层而后说话只不过是短暂的东西，而我们二人真实的对话，才是能留于后世之物。

　　金庸：池田先生一直以来都在跟世界著名人士对话。而我所尊重的政治家戈尔巴乔夫也是其中一人。还有，中国已故的敦煌研究家常书鸿先生是一位出色的学者与艺术家。继这些人之后，我能与池田先生对话，实在幸甚。

　　池田：真是愧不敢当。其实是我应向金庸先生学习才对呀！

　　金庸：先生您说“对话很重要”，我也深有同感。中国的孔子留给后世的《论语》，就是他的弟子们以对话形式写成的。

　　池田：正如您所说的。

　　金庸：池田先生与我都是佛学研究者，其这释尊也是以对话的形式而留下佛法的教导。佛典里有“如是我闻”，就是弟子将释尊的说话记下来的。《法华经》里也记述了释尊在什么地方，跟谁说了什么的法。可以说是一本“对话的记录”。

　　池田：先生的博学多才我早有所闻，在此再次深表敬意。

　　金庸：我虽然跟过去与会长对谈过的世界知名人士不是同一个水平，但我高兴尽我的所能与会长对话。我和池田先生是属于同代人（按：金庸先生生于1924年，池田先生生于1928年），我比池田先生虚长四岁。“虚长”是中国人礼貌性的传统说法，表示年纪虽然大了四岁，然而并没有在这多增的四年中有什么进益和成就，等于是白活了岁月，所以是“虚”的。我们中国江南人的土话，则是说“年纪活在狗身上了”。

　　池田：您太过谦虚了。因而使我深感金庸先生的“大人之风”。您高寿七十二，七十之华诞，日本亦称为“古稀”（“人生七十古来稀”）是值得额手祝贺的。在您的七十二年的人生中，确实留下了“古来稀”的脚印。“有中国人之处，必有金庸之作”，先生享有如此盛誉，足见您当之无愧是中国文学的巨匠，是处于亚洲巅峰的文豪。而且您又是世界的“繁荣与和平之港”的香港舆论界的旗和，正是名副其实的“笔的战士”。您在去年的创价大学的演讲中（1996年4月），分析人世的价值，曾援引《春秋·左传》的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是之谓三不朽。”进而，您又论述了：“（人）能树立崇高的道德规范，成为普遍的榜样，以至改进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那是不朽的精神的价值。”只有先生您所构建过的众多精神之价值才真正是属于“不朽”的。

　　金庸：我钦仰池田先生，不仅是因为您在许多著作中发表了精到的见解，对世界和平孜孜不懈的努力，不仅因为您是一个极有价值的精神大团体的领补袖，更因为您对真理的勇气，不屈于人多势众的怀有偏见的舆论势力。我写的小说，主角总是一位或几位英雄，而英雄的主要品质是勇气，不但是肉体上的勇气，更重要的是“道德的勇气”。先生也具有这样勇气。

　　池田：谢谢先生对我的激励之言。至今为止，我和二十位以上的有识之士进行过谈，但其中是文学家的却不多。所以能跟金庸先生对谈，我感到分外的高兴。在经常与西方的文化人对谈之余，我想与金庸先生的对话，将会成为一种更巨大的历史吧。在闲谈中发挥创见，悠然乐而不疲。今后还会有多次的对谈，只有先生的身体安康才会有充满青春活力的对谈，这也是为了香港，为了中国和为了世界。

　　金庸：二十年后依然不变，希望这样的对话能继续下去而我坚信，二十年后的世界，一定会比现在变得更为美好。

　　池田：遵命，遵命。我们就以此为约。而且，让我们为了培育这棵世间之宝的 “友情之树”长得更茂盛而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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