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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


  他们会抛弃他,幸灾乐祸,看着他一个人受苦受难,被敌人折磨得心碎肠断,向教会的弟兄呼救而无人答应,虽然他是为弟兄们的信仰而牺牲的。今天的天主教有股死气沉沉的力量可以送人的命。他们宁可原谅敌人,也不原谅要使教会起死回生的教友……可怜的克里斯托夫,如果没有这一小批思想自由的新教徒和犹太人,我们这些生而自由的天主教徒怎么办?能做什么事?在今天的欧洲,做好事和做坏事的活跃分子首先是犹太人。他们随意撒播思想的花粉。难道你最凶的敌人和最早的朋友不是犹太人吗?”

  “你说得对,”克里斯托夫说,“他们鼓励过我,支持过我,在斗争中说过打气的话,表示他们了解我。当然,这些朋友很少能坚持到底的:他们的友谊不过是一堆燃烧的干草。那有什么关系?在黑夜里,有这短暂的火光就算不错了。你说得对:不能忘了他们!”

  “尤其是不能做蠢事,”奥利维说,“不能伤害我们病态的文明,不能剪掉有生气的树枝。如果不幸把犹太人赶出了欧洲,那就会削弱欧洲的智慧,减少我们的行动,甚至会有彻底崩溃的危险。特别是在我们法国生命力不强的情况下,把他们赶走等于是民族失血,造成的损害会超过十七世纪把新教徒赶走——目前,他们占的地位可能和他们的真正价值太不相称。他们利用了今天政治上和道德上的混乱,由于他们的天性,由于他们善于浑水摸鱼,他们甚至助长了混乱的局面。像莫克这样最好的犹太人,也不该真心诚意地把法国的命运和他们犹太人的梦想混为一谈,那对我们没有好处,反倒有危险。我们不能怪他们想照他们的面目来塑造法国,因为他们是爱法国的。

  “如果他们的爱对我们不利,那我们只好维护自己,请他们各归原位,而在我们这里,他们只能是占第二位的。我并不认为他们的种族不如我们的种族——种族优越感的问题是荒唐的,讨厌的——但是我们不能承认一个没有和我们同化的异族,居然认为比我们还更了解我们的需要。他们觉得住在法国很好,那我也很高兴;但他们不应该梦想把法国变成一个犹太国!一个明智而有力的政府如果能使犹太人安于其位,那就会使他们成为最有用的工具,来共同建立法兰西的伟大;政府为他们服务,就像为我们服务一样。这些神经质的犹太游民非常好动,需要法律来使他们安静,需要一个毫不手软但是公正的主子来管理他们。犹太人好比妇女:听话时好极了;如果当家做主,那对男人女人都是坏事;男人服女人管,那就要闹笑话。”

  虽然克里斯托夫和奥利维彼此之间的友爱使他们直觉感到互相交了心,但双方身上还是有些东西不为对方所了解,甚至会使对方反感的。初交朋友时,每个人都求同存异所以只见双方之同,不见对方之异。但是时间一长,两个种族不同的面目就显现出来了。他们有些小摩擦,那是好朋友之间也难免的。

  等到出现误解的时候,双方就莫名其妙了。奥利维的精神是信心、自由、热情、讥讽、普遍怀疑的混合体,克里斯托夫却抓不住他性格的公式。而奥利维呢,他对克里斯托夫不懂人的心理也感到恼火;他那世家旧族的高贵派头,对这个有勇无谋、混成一片、不会分析、自欺欺人的简单头脑,不免一笑置之。克里斯托夫不能控制感情,喜怒哀乐形于言表,有时使奥利维受不了,甚至觉得有点好笑。更不用说德国人对武力的崇拜,对拳头哲学的信仰,实在没有理由要奥利维和法国人甘拜下风。

  克里斯托夫也受不了奥利维的讥讽,往往会气得冒火;他觉得奥利维喜欢推理已经成了癖好,喜欢没完没了的分析,仿佛思想没有绝对是非问题,在一个像奥利维这样热爱精神纯洁的人,这实在令人惊讶。其实,这种观点的根源正是思想上兼容并包,因为他厌恶全盘否定,喜欢看到相反的观点并存。奥利维看问题的观点可以说是历史的、全面的;他需要全面了解,所以既看到正面,也看到反面;如果人家从正面看,他就从反面看,如果人家支持反面,他就支持正面;结果他自己也陷入了矛盾。当然,他更把克里斯托夫搞糊涂了。然而,他并不是有意唱对台戏,也不是喜欢说反话;而是迫切需要公道,需要合情合理;他最反感的是愚昧地坚持成见;那非反对不可。

  克里斯托夫批评不道德的行为和人物,方式生硬,往往夸大事实,使奥利维感到不快,他虽然也是一块纯钢,但不是那么不屈不挠,而是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引诱、感染、侵袭。他反对克里斯托夫夸大其词,但他反对时也一样夸张。这股拗劲使他每天支持他朋友的对头。克里斯托夫恼火了,怪奥利维诡辩,宽容坏人。奥利维只微微一笑,他知道自己的宽容并不是建筑在幻想的基础上;他知道克里斯托夫相信的东西比他多,接受的程度比他深!但克里斯托夫从不东张西望,只是一直向前冲,好像一头野猪。他特别不喜欢巴黎人的“好心”。

  “他们扬扬得意地‘原谅’坏人的最大理由,”他说,“就是坏人做坏事是相当不快活的,或者说坏事不能由坏人负责……首先,说做坏事的坏人是不快活的,这可不对。那是把舞台上的道德观念搬到生活中来了,那是荒唐的闹剧,盲目的乐观,就像史克里勃和加波心满意足地搬上舞台的那样——史克里勃和加波是你们巴黎的伟人,是无愧于你们中产阶级社会的艺术家,因为你们的社会寻欢作乐,假冒伪善,幼稚无知,又太胆小,不敢正面看自己的丑恶——一个坏人很可能过得快活。甚至可能比好人更快活。至于说不能由坏人负责,那更是岂有此理。要有勇气承认自然是不在乎人好人坏的,犯罪的坏人可能完全健康,这简直是自然在恶意捣乱了。道德不是天生的,是人工的产物,要人来保护。人类社会是由少数坚强而伟大的人物建立的。他们有责任不让有狼子野心的狗东西来破坏他们的英雄业绩。”

  其实,这种思想和奥利维的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奥利维的内心有一种要搞平衡的本能,所以一听到挑战的话,他就感到要用怀疑的态度来应战。

  “不要激动,朋友,”他对克里斯托夫说,“让世界变坏吧。像《十日谈》中那些逃难的男女青年一样,当松柏满山、玫瑰遍野的佛罗伦萨正在受到黑死病的侵袭时,让我们安静地呼吸思想乐园的芳香吧。”

  他自得其乐地整天分析艺术、科学、思想,拆下零件,想要发现机器的秘密;结果成了一个怀疑主义者,认为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思想的虚构,都是空中的楼台,甚至比几何图形还更空虚,因为几何还可以满足思想上的需要。于是,克里斯托夫气得说:“机器走得很好,为什么要拆散?你会把它搞得乱七八糟的。你已经搞得够坏了,以后呢?你想证明什么?证明什么都不存在?天啦!这我知道。正是因为我们到处感到空虚,所以我才斗争。什么都不存在?……我就在活动。那些喜欢死亡的人,让他们去死,悉听尊便!我呢,我活着,我要活。天平的一边是生命,另外一边是思想……让思想见鬼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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