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托夫(53)_罗曼·罗兰

五三

　　晚上，他坐在她身边，靠着朝街打开的窗子。苍茫的暮色慢慢笼罩了田野。人们都在回家。远方的房屋亮起了点点灯光。这样的夜色他们不止见过一千次。但在不久之后，他们就再也看不到了。他们断断续续地交谈。两个人互相指出一些和黄昏同时来临的、众所周知的、毫不意外的小事，仿佛温故能够知新一样。他们有时很久都不说话。路易莎会无缘无故想起一件往事，一个没头没尾的故事，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现在，她感到身边有个体贴她的人，舌头也不那么僵化了。她费了好大的劲找话说。这对她倒是件难事，因为她已经养成了靠边站的习惯；她认为儿子和丈夫都聪明过人，没有她说话的份，所以他们交谈起来，她总不敢插嘴。克里斯托夫真心实意的关怀对她是件新鲜事，使她非常舒服，但也畏畏缩缩。她要找词儿，她表达不清楚，话才说了半句，却接不下去了。有时，她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就瞧着儿子，事情讲了一半，也就不了了之。他捏捏她的手，她感到放了心。对这个返老还童的母亲，他又是爱，又是怜惜。

　　小时候，母亲的怀抱是他的温床；现在，他成了母亲的靠山。他悲喜交集地听她讲些鸡毛蒜皮的琐事，这些小事除了他以外谁也不感兴趣；他听她讲些不值得一提的往事，讲她平淡无奇、郁郁寡欢的一生，但对路易莎来说，这些似乎都是无价之宝。有时，他设法打断她的话头；怕她留恋往事，容易伤感，就劝她去睡觉。她明白他的用意，眼睛里流露出感激的光芒，对他说道：“我不想睡，你放心好了，这样谈谈对我很好；我们再坐一会儿吧。”

　　他们就这样坐到深更半夜，等到左邻右舍都入睡了，他才对母亲说晚安。她放下了一些思想上的旧包袱，觉得轻松点了；他却挑上了新的重担，心里感到压抑。

　　搬家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头天晚上，他们在不点灯的房间里，待得比平时更久。两个人都不说话。过了一会儿，路易莎就会叹叹气：“唉！天呀！”克里斯托夫尽量用第二天搬家的细枝末节，来岔开她的注意力。她不想睡觉。他亲热地哄她上床。但他自己回到楼上房里，也好久没有去睡。他靠在窗口，竭力要透过昏暗的夜色，最后一次看看墙脚上滚滚流过的阴涛黑浪。他听见风声吹过蜜娜花园里的大树。天是黑压压的。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天上开始落下了一阵冷雨。风信旗咯吱咯吱地响。邻居有个孩子在哭。黑夜把忧郁洒满了大地，把地都压垮了。单调的钟声在报时：一点，半点，一刻，声音嘶哑，滴穿了沉闷的寂静，屋顶上的雨声在打拍子。

　　最后，克里斯托夫感到心寒意冷，要上床了，才听见楼下关窗子的声音。在床上，他想到穷人怀念过去，真是可怜；因为他们不像有钱的人，不配留恋往事；他们没有房屋，世界上没有一个角落可以珍藏他们的回忆；他们的苦乐岁月只能随风飘散。

　　第二天，不管风吹雨打，他们把破旧的家具搬到新居去。隔壁的老工人费什借了一辆小车和一匹小马给他们；自己也过来帮一把忙。但他们不能把家具都搬走，因为新居比老房子小多了。克里斯托夫只好做主，要母亲丢下那些最破旧、最没用的。但这也不是件容易事；不管什么小东西对她说来都有价值：一张放不稳的桌子，一把破旧的椅子，她什么都舍不得。费什只好倚老卖老，凭着他和祖父的交情，来给克里斯托夫帮腔，埋怨路易莎看不开；这个老好人懂得她的心病，答应代为保存一部分宝贝破烂，等她日后来取。这样，她才算狠下心来和家具告别。

　　两个弟弟都得到了搬家的通知；但恩斯特头天晚上来说，他不能来，罗多夫只在中午来了一会儿；他瞧着家具装车，出了两个主意，就装出事忙的样子走了。

　　小马小车走上了泥泞的道路。克里斯托夫牵着缰绳，马蹄在黏糊糊的街上踢里踏拉地走。路易莎在儿子身边打开伞，给他挡雨。然后他们把东西搬进了潮得发霉的房间，天气阴沉沉的，房子显得更暗。若不是房东的关怀，他们恐怕会给灰心失望压倒，怎么也招架不了。马车一走，家具乱堆在房间里，就要天黑了，克里斯托夫和路易莎累得要命，一个坐在箱子上，一个坐在行李袋上，忽然听到楼梯上一声干咳，有人敲门了。老于莱走了进来。他客客气气地说声对不起，要打扰他亲爱的房客一下，接着就请他们下去，和他一家人共进晚餐，庆祝他们乔迁之喜。路易莎还沉浸在忧郁中，打算谢绝。克里斯托夫也不想打搅别人的家庭团聚，无奈老于莱一片好意，克里斯托夫一想，头一天搬家，让母亲孤单地回忆往事也不是个办法，就勉强地答应了。

　　他们走到楼下，于莱一家人都到齐了：老人，女儿，女婿伏奇尔，两个外孙，一男一女，年纪比克里斯托夫小一点。大家都围着他们，问他们好，是不是累了，对房子满意吗，缺少什么东西，问了好多问题，克里斯托夫摸不着头脑，听不清楚，因为他们一句还没有问完，另外一个人又问了。晚餐的汤已经端上了桌，他们一起就座。不过说话的声音还是不绝于耳。于莱的女儿阿玛利亚先让路易莎了解街坊的情况，附近的街道，家庭的习惯，便利的条件，送牛奶的时间，她自己起床的钟点，有几家杂货店，她买东西出什么价钱。她不把一切说清楚绝不罢休。路易莎听得头昏脑涨，不得不装出关心的样子，但她无意中插了几句话，却说明她什么也没有听进去，气得阿玛利亚从头来过。老录事对克里斯托夫讲，要靠音乐谋生多么不容易。

　　克里斯托夫另外一边坐的是阿玛利亚的女儿罗萨，她从晚餐开始就一直讲个不停，滔滔不绝，讲得气喘吁吁，一句话讲了一半，眼看她透不过气来，她却歇了一下，马上接着又讲。伏奇尔不太高兴，埋怨菜不合他的口味。于是这个问题引起了热烈的争论。阿玛利亚、于莱、小外孙女，都打断了自己的话，来参加这场混战；对炖肉里的盐放得太多还是不够，争个没完没了，他们要别人相信自己对，但没有两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于是每个人都怪别人的口味不对头，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最懂口味的人。这样争来争去，简直可以争到世界末日，要请上帝来做最后的判决。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他们到底一致同意，都怪时代不好。对路易莎和克里斯托夫的不幸，他们表示了亲切的同情，用了些动听的言辞，来称赞他们勇敢的行为。他们不仅谈到房客的不幸，还谈到自己的、朋友的、熟人的不幸事；结果他们一致认为：好人总是要吃苦的，只有自私自利、不老实的人才过得快活。他们的结论是：人生是可悲的，生活没什么意思，如果不是上帝硬要大家活着受罪的话，那还不如死了更好。这些想法接近克里斯托夫当时的悲观心情。他对房东这一家人居然另眼看待，而对他们的怪脾气，反倒视而不见了。

　　他同母亲回到楼上乱七八糟的房间，两个人觉得又难过，又疲倦，但不那么孤独了；夜里，克里斯托夫睁大了眼睛睡不着觉，因为累过了头，街上又闹，他听着车轮滚滚震动了墙壁，楼下一家人打鼾的呼噜声此起彼伏，他自以为虽然不算幸福，但也不是那么不幸了，因为他现在住在好人当中；说老实话，这些人有点讨厌，但他们和他吃过同样的苦，似乎能理解他，而他也自以为能理解他们。

　　他到底昏昏入睡了，但天一亮又给邻居的声音吵醒了，他们一起床就闹，有人使劲用唧筒咯吱咯吱地抽水，哗啦哗啦地冲洗院子，打扫楼梯。

　　朱斯图·于莱是个驼背的小老头，眼神忧郁不安，脸色通红，到处是皱纹和酒刺，牙齿掉得七零八落，胡子蓬乱，他却不断用手去擦。他是个大好人，有点平庸自负，非常看重道德，和祖父的交情不薄。大家都说他们很像。的确，他们是同代人，有同样的教养；不过他没有约翰·米歇尔那样结实的身体，这就是说，虽然他们在很多方面想法相近，其实，他们还是不太相同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与其说是思想，不如说是体格造成的；无论科研成果在表面上或实际上把人分成几等，人与人最大的不同，还是身体好或不好。

　　老于莱可并不是身体好的人。他像祖父一样看重道德；但他的道德观和祖父的并不一致；因为他没有祖父那么大的胃口，吸收那么大量的空气，露出那么快活的脸色。他和他一家人在各方面都精打细算，都不能够充分发挥。当了四十年的小职员，现在退休了，他感到无所事事的悲哀沉重地压在没有思想准备的老人身上。他天生的脾气，或职业养成的习惯，都使他谨小慎微，愁眉苦脸，而这些性格又或多或少地传给了他的每一个儿女。

　　他的女婿伏奇尔是亲王府秘书处的职员，大约五十岁了。他高大结实，头顶全秃，金丝眼镜贴着鬓角，脸色不坏，却自以为有病；病当然有，但显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无孔不入，只是无聊的工作腐蚀了他的精神，伏案的生活又累坏了他的身体而已。他人勤勤恳恳，并不是没有本事，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文化修养，可惜受到现代生活的毒害，像许多关在办公室里的小职员一样，他犯下了荒唐可笑的疑心病。就是歌德说的那种“疑心生暗鬼，但还不算莫名其妙”的可怜虫，他虽然同情他们的不幸，但并不愿和他们打交道。

　　阿玛利亚既不是父亲那一类，也不是丈夫那一类。身子粗，声音大，喜欢动，她不同情丈夫的无病呻吟，骂起人来毫不客气。但生活在一起，年深月久，水滴石穿，一家人两口子，如果有一个打不起精神来，过不了几年，十之八九，两口子都会没精打采。阿玛利亚冲着伏奇尔大喊大叫并没有用，过不了一会儿，自己也跟着叫起苦来，嚷得比丈夫还更厉害；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骂人家不该诉苦，变成自己也悲叹哀鸣，这对丈夫没有一点好处，反倒增加了他的负担，因为他的牢骚引起了如此震耳欲聋的反响。结果她不但吓倒了伏奇尔，也吓倒了她自己。现在轮到她了，她也养成了习惯，无缘无故地担心自己的健康，还有父亲的、女儿的、儿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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