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新世界(86)_奥尔德斯·赫胥黎

八六

　　斯金纳教授是一位实验心理学家，他的论文《论科学与人类行为》以事实作为坚实的依据。但不幸的是，那些事实如此狭隘有限，当他最后大胆地作出总结时，他的结论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理论家那样空泛而不切实际。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斯金纳教授与赫伯特·斯宾塞一样对詹姆斯所说的“生理意义上的力量”根本不屑一顾。他只用了不到一页的内容就把影响人类行为的基因这个因素打发掉了。他的书里没有提到体质药理学的发现，也没有提到体质心理学，而仅这两个话题（在我看来，单凭一个话题）就足以撰写一篇完整而切合实际的关于个体与其存在的相关事实之间的联系的传记——他的身体、他的性情、他的智力天赋、他时时刻刻所处的环境、他的时代、地点与文化。

　　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就像一门研究抽象运动的科学——它很有必要，但光靠它自身并不足够。设想一下，有一只蜻蜓、一架火箭和一股破碎波。这三种事物都展现了相同的运动基本法则，却是以不同的方式展现了这些法则，其差异性与共同性一样重要。运动研究本身几乎无法告诉我们在某个具体的情形下，是什么事物在运动。同样地，行为研究本身也几乎无法让我们对展现行为的个体身心有所了解。但是，对于拥有身心的我们来说，对于身心的了解非常重要。而且，通过观察与实验我们了解到，个体身心之间的差别非常大，有的身心能够而且确实深刻地影响了它们的社会环境。关于最后这一点，伯特兰·罗素先生完全认同威廉·詹姆斯——我会补充说，几乎每个人都会赞同，除了斯宾塞哲学或行为主义的支持者。

　　在罗素看来，历史变迁的原因有三种——经济改变、政治理论和重要的人物。罗素先生写道：“我不相信任何一者能够被忽略，或单凭一者就能将另一者的影响搪塞解释掉。”也就是说，如果俾斯麦和列宁早夭的话，我们的世界将会与现在大不一样，而某种程度上由于俾斯麦与列宁的缘故，世界成了现在的样子。“历史并不是一门科学，而且只能在作伪与断章取义的情况下才能让它似乎是一门科学。”

　　在日复一日的现实生活中，个体的因素从来无法被搪塞掉。只有在理论上，它们的贡献似乎接近于零，但实际上它们非常重要。当一件作品问世时，是谁做的？是谁的眼睛和耳朵在感受，谁的大脑在进行思考，谁的情感在鼓舞，谁的意志在克服障碍？当然不是社会环境，因为一个群体并不是一个有机体，只是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组织。在一个社会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由个体来做的。当然，这些个体受到本土文化、禁忌、道德和以口头传统或文学作品保存及传承的信息与谬误的深刻影响，但无论每一个人从社会接受了什么（或许更确切地说，是他从与其联系的群体中的无论在世或已经去世的其他个体或由他们撰写的符号记录所接受的东西），都会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运用——以他独特的感受、他的生化构造、他的身体和性情，与别人无关。

　　没有任何一种科学解释，无论它有多么综合完善，能够搪塞解释掉这些不言自明的事实。让我们记住，斯金纳教授的科学式的人的写照认为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但它并不是唯一的科学式的写照。还有其他写照更加符合真实。譬如说，思考一下罗杰·威廉姆斯^①教授的写照。他所描绘的不是抽象的行为，而是身心与身心之间的互动，一部分是他们与其他身心共同分享的环境的产物，另一部分则是他们自身的个体遗传性的产物。在《人的边界》与《论自由和不平等》里，威廉姆斯教授以丰富的细节阐述了个体之间的天赋之间的区别，华生博士对此不予认同，而在斯金纳教授的眼中，其重要性接近于零。

　　﹛① 罗杰·约翰·威廉姆斯（Roger John Williams，1893—1988），美国生化学家、生物学家。﹜

　　在动物界里，物种在进化程度上的等级越高，生物意义上的多样性就愈发明显。这种生物意义上的多样性在人类身上达到了最高的程度，比任何其他物种在生化特征、结构特征和性情特征上都有更大的差异。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但我所提到的渴望秩序的意志，将可以理解的统一性强加于令人困惑的事物和事件的多样性之上的渴望，使得许多人忽视了这个事实。他们将生物独特性的意义最小化，只专注于更加简单而且在目前的知识状况下更容易理解的与人类行为相关的环境因素。

　　“这一以环境为中心的思考和研究的结果，”威廉姆斯教授写道，“人类的婴儿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这一信条已经被许多社会心理学家、社会人类学家和其他学者，包括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家、法学家和公共领域的人士接受。这个信条被纳入了许多能够影响教育和行政政策的人士的思考模式中，并被那些不具备独立批判思想的人不假思索地接受。”

　　一个基于相对真实的对经验数据进行总结归纳的伦理体系应该会利大于弊，但许多伦理体系的基础是极其不符合真实的经验总结归纳以及对事物的本性观念的。这样的伦理体系的危害要比好处更大。直到不久之前，人类普遍相信恶劣天气、牲畜的疾病和性无能或许是由巫师恶意作祟而引起的。将巫师捉住并处死就成了责任——而且这个责任被神圣地记载于摩西的经书中：“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以这个错误的观点为基础的伦理和法律造成了最骇人听闻的罪行（在掌握权力的人对它非常重视的那几个世纪里）。窥私告密、私刑和合法谋杀的狂欢，关于巫术的错误观点使之变成天经地义和必须去做的事情，但它们远远比不上我们这个时代基于错误的经济学观点和错误的人种观点的纳粹伦理所命令执行和正当化的更大规模的暴行和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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