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新世界(87)_奥尔德斯·赫胥黎

八七

　　社会伦理的基础是我们是完整的社会性动物，人类的婴儿出生时别无二致，个体是在集体环境下塑造的产物，但这些观点是错误的，如果社会伦理被广泛接纳的话，将可能会造成同样可怕的后果。如果这些观点是正确的，如果人类真的是一个社会性物种的成员，如果他们的个体特征微不足道并能够通过适当的培育而完全定型的话，那么，显然就不需要自由了，国家迫害要求实现自由的异端人士将会被正当化。

　　对于白蚁来说，为白蚁窝服务就是最好的自由。但人类并没有彻底的社会性，他们只是有一定的群居性。他们的社会不是像白蚁窝或蚁穴那样的有机体，而只是组织，换言之，是为了集体生活而创造的机器。而且，个体之间的差异是如此巨大，即使在最强大的文化塑造之下，一个极端的内胚叶型者（用威廉·赫伯特·谢尔登的术语进行形容）仍会保持他那好交际和贪图享乐的特征，而一个极端的中胚层体型者仍会保持精力充沛不畏艰难的特征，而一个极端的外胚叶型者会总是孤僻、内向而过于敏感。

　　在我的寓言《美丽新世界》里，基因改造和后天培育的双重过程确保了合乎社会要求的行为。在试管里培育婴儿，通过采用数量有限的母亲的卵子和促使每一个卵子不断分裂的手段，培育出一百多个一模一样的多胞胎出来，以此保证生出来的人高度一致。通过这种方式有可能为标准化的机器培育出标准化的操作员来。而标准化的操作员在出生后再通过婴儿培育、睡眠教育和使用化学药物产生欣快感，代替一个人感到自由和有创造力时的满足感，使其成为完美的产品。正如前面的章节所指出的，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巨大的非人格化的力量正在促成权力的集中和一个严格管制的社会。

　　对个人实施基因标准化仍然不可能实现，但庞大的政府和商业机构已经掌握了或很快将会掌握《美丽新世界》里所描述的所有的用于控制思想的手段，以及其他我根本无法想象的手段。未来人口过多而且过度组织化的世界的统治者们缺乏对胚胎进行基因一致性改造的能力，将会尝试对成人和他们的孩子推行社会和文化的一致性。要实现这个目的，他们会（除非予以制止）运用一切能够运用的思想控制的手段，并会毫不犹豫地通过经济压迫和肉体施暴的威胁强化这些非理性劝诱的手段。要避免这种独裁体制出现，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开始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进行关于自由与自治的教育。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倡导自由的教育首先应该是基于事实与价值观的教育——个体多样性和基因独特性这一事实，以及自由、宽容和友爱的价值，它们是这些事实在伦理上的必然推论。但不幸的是，光有正确的知识与合理的原则并不足够。平淡的真相或许会被令人兴奋激动的谎言所掩盖。对激情的巧妙利用总是良好的决心所无法抵挡的。只有接受彻底的对宣传手段进行分析和看穿它的诡辩的培训，才能消除虚伪而有害的宣传的影响。

　　语言促成了人类从动物进步为文明意义上的人。但语言也激发了愚昧和系统性的极度可怕的邪恶，它们就像由语言激发的深谋远虑和善良仁慈一样是人类行为的特征。语言让其使用者专注于事物、人物和事件，即使那些事物和人物并不存在，而那些事件并没有发生。语言塑造了我们的记忆，通过将经历转变成符号，将直接的渴求或憎恶、仇恨或爱意转化为固定的情感和行为准则。大脑的网状系统从不计其数的刺激中选择少数对我们有实际意义的体验，而这个过程我们毫无察觉。

　　从这些无意识下选择的体验中，我们再有意识地将一小部分选择出来并抽象化，从我们的词汇中选择词语作为标识，然后将其归入一个同时涵盖形而上学、科学和伦理学的由其他抽象层次更高的词语构成的体系中。如果选择和抽象化是由一个对于事物的本质并非过于谬误的体系决定的，而词语标签得到精心选择并充分理解它们的符号本质的话，我们会作出切合实际和得体的行为。但如果词语选择不当，而且对它们只是符号的本质缺乏理解，而且由谬误的思想体系去选择和抽象化体验的话，我们将会做出残忍愚昧的举动，而这些事情是愚笨的动物（正是因为它们愚笨而不会说话）做不出来的。

　　自由的敌人通过非理性的宣传，系统性地败坏语言的资源，目的是哄骗或恫吓受害者像思想操纵者所希望的那样去思考、感受和行动。倡导自由的教育（同时也是提倡爱与智慧的教育，它们是自由的条件和结果）其中必须包括语言的恰当使用的教育。在过去两三代人的时间里，哲学家们殚精竭虑地对符号与意义的含义进行分析。我们表达的词语与句子是如何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必须应对的事物、人与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会花费太多的时间和偏离主题。简单地说，对语言的恰当使用进行合理教育的教材——横跨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院的每一级别的教育——现在已经有了。分辨符号的恰当使用和不当使用的教育已经可以立刻开始进行了。

　　事实上，过去三四十年间，它原本可以随时开始。但现在孩子们并没有在接受系统的教育去辨别真伪或区分有意义和无意义的表述。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他们的长辈，即便他们生活在民主国家里，也不想让他们接受这类教育。在这里有必要讲述一下宣传分析学院那短暂而可悲的历史。该学院创建于一九三七年，当时纳粹的宣传喧嚣一时，影响深远，它的创始人是新英格兰的慈善家费尔林^①先生。在其赞助下，对非理性宣传的分析开始进行，并为高中生和大学生准备了几篇课文。

　　﹛① 爱德华·阿尔伯特·费尔林（Edward Albert Filene，1860—1937），法裔美国商人、慈善家。﹜

　　接着战争打响了——一场在各个战线进行的全面战争，不仅在战场上，还在思想上进行。同盟国的所有政府都在进行“心理战”，再坚持去分析宣传材料就似乎不是很明智了。这个机构于一九四一年关闭。但即使在战争爆发之前，许多人士就极度反对它的活动。例如，某些教育者不赞成分析宣传内容的教育，理由是它会使得青少年变得愤世嫉俗。军方也不欢迎，他们担心新兵会开始分析教官所说的话。还有神职人员和广告商的反对。神职人员反对宣传分析，因为它会破坏信仰和使得人们不再去教堂，广告商反对宣传分析，原因是它会削弱品牌的忠诚度和影响销售。

　　这些恐惧和厌恶并非没有依据。太多的平民百姓如果对他们的牧师和上司所说的话寻根问底的话或许将会造成颠覆。当前的社会秩序依赖于服从的继续，不对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和本地传统神圣化的宣传提出太多令人尴尬的问题。再一次，问题的关键所在是找到一条中庸之道。个体必须有充分的暗示感受性，愿意并且能够使社会运作，但不能有过分的暗示感受性，以免无助地落入职业思想操纵者的圈套。

　　同样地，他们应该接受关于分析宣传内容的充分的指导，不至于不加批判地相信胡说八道的内容，但不能有过度的批判性，让他们断然拒绝并非总是符合理性的出于善意的传统守护者所说的话。或许光靠分析是无法找到并坚持轻信和怀疑一切之间的中庸之道的。这个负面性的手段必须以更加正面性的手段——阐述一组以事实为坚实基础的被普遍接受的价值——作为补充。首先是基于人的多样性和基因独特性的个体自由的价值，其次是慈善和怜悯的价值，基于古老而熟悉的事实和现代精神学的最新发现——无论人类的身心差异有多大，对于我们来说，爱就像食物与居所，是必不可少的。最后是思想的价值，没有了思想，爱将虚弱无力，而自由将无法实现。这组价值为我们提供了判断宣传内容的标准。不合理性和有违道德的宣传会被断然拒绝。只是不合理性但与爱和自由相行不悖，而且原则上不妨害思想运作的宣传则可以被暂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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