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新世界(85)_奥尔德斯·赫胥黎

八五

　　▼第十一章　争取自由的教育

　　争取自由的教育必须以阐述事实与阐明价值观作为起点，而且必须制定合适的手段去实现这些价值，并与那些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而选择忽略事实或否定价值的人作斗争。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探讨了将源自于过度组织化和人口过多的弊端正当化并使之看上去像是好事的社会伦理。这么一个价值体系与我们所了解的关于人类身心的知识并行不悖吗？社会伦理认为教化是决定人的行为最重要的因素，而天性——个人与生俱来的生理与心理特征——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但真的是这样吗？人真的只是他们的社会环境塑造的产物吗？如果事实并非如此，认为个体没有他所属的集体那么重要的观点有什么正当性可言呢？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这么一个结论：个体的生命和社会的传承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文化。每一个人在生物意义上是独一无二的，有别于所有其他个体。因此，自由是一桩好事，宽容是高尚的价值，而严格管制则是巨大的不幸。出于功利或理想原因，独裁者、组织者和某些科学家渴望将令人抓狂的人的天性的多样性归结为可以实施管理的统一性。约翰·布罗德斯·华生^①在首次宣泄行为主义热情时，庄严地宣布他找不到“遗传性的行为模式，或特殊的能力（音乐、美术等）有家族遗传性”的支持。即便到了今天，我们听到哈佛大学的杰出心理学家博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②教授坚称：“随着科学解释越来越完善，原本或许可以被认为是个人所作出的贡献似乎接近于零。人类所自诩的创造力，在艺术、科学和道德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这些在新的科学的自我写照中并不显著，它们其实是选择的能力和我们让他为选择的结果承担责任的结果。”一言以蔽之，莎士比亚的戏剧不是莎士比亚写的，更不是培根或牛津伯爵^③写的，它们是由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人写的。

　　﹛① 约翰·布罗德斯·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1878—1958），美国心理学家。﹜
　　﹛② 博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1904—1990），美国心理学家，行为主义者。﹜
　　﹛③ 爱德华·德·维尔（Edward de Vere，1550—1604），第十七任牛津伯爵，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宫廷贵族，钟爱并热心支持艺术与文艺创作，有学者认为他是莎士比亚作品的真正作者。﹜

　　六十多年前，威廉·詹姆斯^①写了一篇名为《伟人与环境》的文章，在文中为杰出的个体进行辩护，反对赫伯特·斯宾塞^②的抨击。斯宾塞声称“科学”（在任何时候某某教授都可以信手就用它作为意见的代表）完全摈除了伟人。他写道：“伟人必须与诞生他的社会的所有其他现象等量齐观，是其所有早前的事件促成的产物。”伟人或许是（或似乎是）“改变的直接促成者……但如果这些改变有一个真正的解释的话，它必须在条件的总和中去寻找，而正是这些条件造就了他和这些改变”。这是一番空洞的深奥的言论，根本没有实际应用的意义。我们的哲学家所说的是：在我们完全理解一切之前必须知道一切。

　　﹛①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
　　﹛②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进化论提出者。﹜

　　这句话没有问题。但事实上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一切。因此，我们必须满足于片面的理解和直接的原因——包括伟人的影响。“如果有什么事情从人的角度说是肯定的话，那就是，确切地说，先是伟人重塑了社会，然后才是社会造就了他。生理的、社会的、政治的、地理的，还有很大程度上人类学的力量与造就他的原因之间的关系，就像维苏威火山与我书桌前这盏汽灯的闪烁。难道斯宾塞先生认为在一五六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在社会压力的汇合冲击之下，拥有种种思想特征的威廉·莎士比亚注定会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福德出世？……他是不是说，如果这位莎士比亚死于婴儿吐泻病，埃文河畔斯特拉福德的另一位母亲将会生出另一个一模一样的莎士比亚，以恢复社会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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