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新世界(84)_奥尔德斯·赫胥黎

八四

　　个体之间的暗示感受性有非常显著的区别。当然，环境因素在让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对暗示更有反应上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但同样肯定的因素还有体质上的差异。对暗示极度抗拒是相当罕见的。幸好如此，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像某些人那样冥顽不灵的话，社会生活就根本不可能进行。社会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有效地运作，原因就在于大部分人都是可以受到暗示的影响，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极高的暗示感受性与极低的暗示感受性同样罕见。这也是一件幸事，因为如果大部分人就像处于暗示感受性的极端的那些男男女女一样对外部暗示极度敏感的话，对于绝大多数选民来说，自由理性的选择将几乎不可能实现，民主体制将无法继续，甚至根本不会存在。

　　几年前在麻省综合医院，一群研究者进行了一次关于安慰剂止痛效果的最发人深省的实验。（安慰剂是病人相信有效但实际上并没有药效的东西。）在这个实验中，实验对象是一百六十二个刚刚做完手术的病人，全都感到很痛。当一个病人要求吃药止痛时，他或她会被打一针，或者是吗啡，或者是蒸馏水。所有的病人都被注射了一些吗啡和一些安慰剂。大约百分之三十的病人从未能从安慰剂那里得到慰藉，而有百分之十四的人被注射了蒸馏水后感觉疼痛减轻了。剩下的百分之五十五的病人有时候觉得安慰剂能止痛，有时候则没有效果。

　　那些容易接受暗示的有反应的病人和那些不容易接受暗示的没有反应的病人在哪些方面不一样呢？仔细的研究和测验表明，年龄或性别都不是关键因素。男人和女人对安慰剂起反应的频率是一样的，而年轻人和老年人也没有区别。根据标准测试测量出的智商水平似乎也不是重要因素。两组病人的平均智商水平大致相等。最大的不同在于性情，他们对于自己和其他人的观感有着显著差别。有反应的人比没反应的人更加配合，不那么挑剔和多疑。他们不会给护士们添麻烦，觉得医生的照料“好得很”。但是，虽然他们比那些没有反应的人更加友好，这些有反应的病人大体上却更加担心自己。在压力之下，这种担忧会转化成各种身心失调的症状，如胃痛、腹泻和头疼。或许是因为他们感到焦虑的缘故，大部分有反应的病人比没有反应的病人更加无拘无束地流露感情，更加健谈。他们在宗教上更加虔诚，更积极参与教会事务，在无意识层面更加在意自己的骨盆和腹部器官。

　　将对安慰剂起作用的数字与催眠领域的作者估计的数字进行比较是很有趣的事情。我们了解到，大约有五分之一的人能轻易地被催眠；另外有五分之一的人根本无法被催眠，或只有在药力作用或疲惫降低了心理戒备的情况下才能被催眠；剩下的五分之三的人不像第一种人那么容易催眠，但要比第二种人容易催眠得多。一位制作睡眠教育录音带的厂商告诉我，他的顾客中有百分之二十的人非常热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报告显著的结果，而在暗示感受性的另一个极端，有百分之八的人总是会要求退款。在这两个极端的人群之间是既无法得到立竿见影的成效却又有足够的暗示感受性，终究会取得效果的人。如果他们坚定不移地收听合适的睡眠教育指导的话，他们终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自信、性和谐、减肥成功或挣到更多的钱。

　　民主和自由的理想遭遇到人的暗示感受性这个无情的事实。五分之一的选民能够在几乎一眨眼间就被催眠，七分之一的选民被注射清水后就感到疼痛消除，四分之一的人会立刻热情地对睡眠教育作出反应。除了这些过于配合的少数人之外，还有反应迟钝的大多数人，任何手段老到而且愿意付出必要的时间和不惮烦的人都可以利用他们不那么极端的暗示感受性。

　　个体的自由与高度的个人暗示感受性一致吗？民主制度能否经受得住受过科学培训、精于利用个人和群体的暗示感受性的、手段高明的思想操纵者的颠覆呢？为了个体的利益和民主社会的利益，在何种程度上过于容易受到暗示的天生的倾向性能够通过教育被消弭呢？商人、教会人员和像走马灯那样上台下台的政治人物利用与生俱来的暗示感受性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受到法律的控制呢？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直接或间接对前两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探讨预防与救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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