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90)_狄更斯

九〇

　　▼第六章　胜利

　　这个由五名审判员、检察官和坚决的陪审团组成的可怕的法庭，天天开庭。每天傍晚发布他们列出的名单，由各监狱的看守长向囚犯们宣布。看守长常说的笑话是：“里面的人，出来听念晚报！”

　　“查尔斯·艾弗勒蒙德，又名达奈！”

　　于是福斯监狱终于开始念晚报了。

　　叫过一个名字，叫那个名字的人就走到一边，站到留给那些被宣布为上了死亡名单的人的地方。查尔斯·艾弗勒蒙德，又名达奈的，当然知道这一惯例：他见过好几百人这样离开人世。

　　那位肿胀的看守长，戴上阅读用的眼镜，向他们看了一眼，拿准了自己已就位，便念起名单来，每念一个名字，就稍停顿一下。一共二十三个名字，却只有二十个人回应；原来其中一个被传唤的囚犯已死在狱中，被遗忘了，那两个也早已上了断头台，也被遗忘了。名单是在那圆拱顶的厅里宣布的，达奈刚到那天晚上曾在这里见过那些难友。他们全在那次大屠杀中丧生，无一幸存；此后他为之担着心告别的每一个人，都死在断头台上。

　　大家匆匆说了几句告别的亲切的话，但告别很快结束。这是每天都发生的事，而且福斯监狱这个社会，又忙于准备那天晚上玩的输者受罚的游戏和小音乐会。他们涌向栅栏门，流下眼泪。但在筹备的娱乐活动中有二十个空缺必须找人补上，而且离上锁的时间本来就不多，到时候公用的房间和过道就要交给几条大狗通宵看守。囚犯们并非草木，无知无觉；他们的行为方式，是由当时的条件造成的。同样（尽管有细微的区别），有一种热情或激情，无疑大家都知道，导致一些人毫无必要地去冒上断头台的危险，而且死于断头台，这不仅仅是自负，也是受到狂热震撼的群众情绪的狂热感染所致。在鼠疫流行的季节，有些人往往有一种受这种病吸引的隐秘倾向——一种想死于这种病的可怕的一时的倾向。我们心里都隐藏着这种不可思议的念头，只需要唤起这些念头的环境。

　　通往法庭监狱的过道又短又黑；住在那个监狱的闹寄生虫的牢房，那天晚上又长又冷。第二天，在传唤查尔斯·达奈之前已经审了十五个囚犯。十五个都判死刑。只用了一个半小时就全部审理完毕。

　　“查尔斯·艾弗勒蒙德，又名达奈。”终于传唤他出庭。

　　审判员戴着装饰了羽毛的帽子坐在审判席上；此外，就是戴有三色帽徽粗呢红帽子的占优势。他瞧着陪审团和骚乱的观众，可能认为世道常规颠倒了，重罪犯在审判诚实的人。总少不了那份卑下，残酷和恶劣的城市里最卑下，最残酷和最恶劣的人，却是左右现场的人物：吵吵闹闹地对判决说长道短，或鼓掌叫好，或表示不赞成，或作预测，或起哄催促，肆无忌惮。男人们，大部分都带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女人们，有的带着刀，有的带着匕首，有的一边看一边吃吃喝喝，不少人在编织。

　　在编织的女人当中，有一个胳膊下还夹着一块备用的编织的东西。她在前排，她旁边那个男人，从他过那个关卡以后就没有见过，但他马上想起来，是德法日。他注意到，她凑在他耳边悄悄说了一两次，她好像是他妻子；不过，这两个人他最注意的是，尽管他们被安置在尽可能靠近他的地方，他们却不向他看一眼。他们似乎已下定决心在等待什么，只看着陪审团，别的什么也不看。马内特医生穿着平常穿的朴素的衣服，坐在审判长下首。这个囚犯也看出，他和洛里先生是那里与法庭无关的仅有的两个人，他们都穿着平常穿的衣服，并没有穿革命派那种粗糙服装。

　　检察长指控查尔斯·艾弗勒蒙德，又名达奈，是移民，根据驱逐一切移民，违者处死的法令，应由共和国剥夺其生命。尽管法令上载明的日期是在他回法国之后颁布的，那算不了什么。反正他回国了，颁布了这条法令；他在法国被捕，那就要他的脑袋。

　　“砍下他的脑袋！”观众叫道，“他是共和国的敌人！”

　　审判长摇摇铃要叫喊的人安静下来，接着问这个囚犯，他在英国住了许多年一事是否属实？

　　毫无疑问，属实。

　　那么，他不是移民？他认为自己是什么人呢？

　　就法律的意义和精神来看，他希望不是移民。

　　为什么不是？审判长要求说明。

　　因为，他自愿放弃那使他厌恶的称号，使他厌恶的地位，离开了他的国家——他提出，那是在法庭目前使用移民一词的意义还没有通行以前——在英国靠自己的辛勤劳动生活，而不是靠负担过重的法国人民的辛勤劳动过剥削生活。

　　他这一陈述有什么证明？

　　他提出两个提到名字的证人：西奥菲尔·加贝尔，和亚历山大·马内特。

　　但是，他已经在英国结婚了吧？审判长提醒他。

　　不错，但不是跟英国女人。

　　法国女公民？

　　按原籍，是的。

　　她的名字，她的娘家？

　　“露西·马内特，马内特医生，坐在这儿的那位好医生的独生女。”

　　这一回答对观众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为这位著名的好医生欢呼的喊声响彻大厅。群众受感动如此反复无常，这时几张凶恶的面孔上马上淌下眼泪，刚才还狠狠地盯着这个囚犯，仿佛急不可耐地要把他拖到街上宰了。

　　查尔斯·达奈遵照马内特医生的一再叮嘱，在他的危险的道路上走了这几步。这同一位谨慎的顾问对他要走的每一步都给予指导，处处都为他作了安排。

　　审判长问道，为什么他偏偏在那个时候回国，而不早一点？

　　他回答说，他没有早一点回国，仅仅因为，他在法国除了他放弃的财产，别无谋生的办法；而在英国，他靠教授法国语言和文学谋生。他在那个时候回国，是因为一位法国公民来信提出紧急请求，这位公民讲了由于他不在法国他有生命危险的遭遇。他为了救一位公民，不论冒什么危险，都要为他作证，说明事实的真相，才赶回国。在共和国看来，这有罪吗？

　　群众热情地叫道，“没罪！”审判长摇铃让他们安静下来。但不起作用，他们不断喊着“没罪！”一直喊到他们自行停止。

　　审判长问那个公民叫什么名字？被告解释说，那个公民是他的第一个证人。他还很有信心地提到那个公民的信，说信在关卡上被收缴了，但他毫不怀疑当时就放在审判长面前那堆文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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