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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第三章 失望

  总检察长先生必须向陪审团陈述案由,他说:他们面前的这个罪犯,虽然年轻,但干罪该处死的卖国勾当却是老手;这一通敌罪行,不是发生在今天、昨天,甚至去年、前年;罪犯确实在更久以前,就经常来往于英法两国之间,从事他无法老老实实说明的勾当;如果叛逆的鬼蜮伎俩能得逞(幸而决不能),他所干的罪恶勾当,可能不会被揭露;然而有一个无所畏惧,无可指责的人,禀承天意,查明了罪犯的阴谋的性质,大为震惊,便向首相和最受尊敬的枢密院告发;这位爱国者将出庭作证;总之,他的立场、态度是崇高的。

  他本来是罪犯的朋友,但是,在一个既吉利又不吉利的时刻,发现了他的可耻行径之后,决心以他不再珍惜的这个卖国贼,作为牺牲,献于他的国家的神圣的祭坛上;如果英国像古代的希腊、罗马那样,明令规定为公众的恩人建立雕像,肯定会为这位卓越的公民建立一座;既然没有这样的规定,也许不可能为他建立了;美德,如诗人们所描述的(他很清楚,许多这类篇章,应该涌到陪审员们的嘴边,几乎要逐字念出来了;而陪审员们因为对这些篇章一无所知,脸上露出内疚的样子),颇有感染力,尤其是称为爱国主义,或爱国的光辉美德;为国王(提到他,无论多么不配,深感荣幸)作证的这位清白无瑕,无可指责的证人的崇高典范,就感染了罪犯的仆人,激发他下定神圣的决心,去检查他的主人的抽屉,衣袋,并把他的文件藏起来;他(总检察长先生)倒很想听听对这位可敬的仆人的责骂;但是,总的来说,他喜欢他,胜于他(总检察长先生)喜欢他的兄弟姊妹,尊敬他胜于他(总检察长先生)尊敬他的父母;他满怀信心地请求陪审团这样看待他们;即将提交审查的这两位证人的证词,连同他们发现的文件,都证明,罪犯掌握了关于国王陛下的兵力,关于海上陆上的部署和备战情况的表册,而且毫无疑问,他经常把这些情报送给敌国;虽然还不能证明这些表册出自罪犯的手笔,但无关紧要,这反而对起诉更有利,因为,正足以证明他的防备手段之狡猾。

  这些证据可以追溯到五年前,证明罪犯在英军和美军初次交战那一天之前几周,即已从事这些罪恶使命;由于上述种种理由,陪审团,既然是忠诚的陪审团(他知道他们是忠诚的),负责的陪审团(他们知道他们是负责的),就应当坚决地裁定他有罪,结束他的生命,不管他们是否愿意;如果不砍下罪犯的头,他们决不放心躺下睡觉,就是想到他们的妻子竟躺下睡觉也受不了,想到他们的儿女竟躺下睡觉,也决不能容忍,简而言之,他们或他们的妻小,根本无法放心躺下睡觉;总检察长先生,凭着他能想到的音调铿锵的种种名义,凭着对他所做的已把罪犯看做如同死人一样的庄严断言深信不疑,要求陪审团砍下罪犯的头之后,结束了发言。

  总检察长刚刚住口,法庭上就响起一阵阵嗡嗡声,好像一大片大蓝苍蝇围着罪犯团团转,期待着他即将临头的下场。嗡嗡声平息之后,那无可指责的爱国者出现在证人席上。

  接着,副检察长先生效法他的上司,审问了这个爱国者:姓名,约翰·巴萨,绅士。那篇讲述他纯洁心灵的话,与总检察长先生刚才的陈述,丝毫不差——如果有什么毛病可挑,也许太精确了一点。他从他那高尚的胸怀卸下这一负担之后,要不是那位面前摆一堆文件,离洛里先生不远的戴假发的绅士,要求问他几个问题,他本来会谦虚地退席。坐在他对面那位戴假发的绅士,仍望着法庭的天花板。

  他本人当过暗探吗?没有,他瞧不起这种下流的间接讽刺。他靠什么生活?他的财产。他的财产在哪儿?他记不得究竟在哪儿。什么样的财产?谁也管不着。他继承的财产吗?是的,继承的。继承谁的?远亲。很远吗?相当远。进过监狱吗?当然没有。从未进过债务拘留所?不明白跟这案子有什么关系。从未进过债务拘留所?——说吧,再说一次。从来没有?进过。进过几次?两三次。不是五六次吗?也许。什么职业?绅士。被别人踢过吗?可能。常挨踢吗?没有。曾经被人踢下楼梯吗?绝对没有;有一次在楼梯顶上被人踢一脚,是他自己滚下楼的。那回挨踢是因为掷骰子骗人吗?

  据踢我那个醉鬼撒谎说,是那么回事,但不是实情。敢发誓说那不是实情吗?确实不是。曾经靠赌博骗人为生吗?绝对没有。曾经靠赌博为生吗?不过跟别的绅士一样玩玩。跟罪犯借过钱吗?是的。还过钱吗?没有。你跟罪犯这点亲近关系,其实很浅,难道不是你在马车上,酒店里,邮船上,硬巴结上的吗?不是。他一定看到罪犯带着这些表册喽?没错。关于表册的其他情况就一点也不知道?不知道。比如说,这些表册是不是他本人弄到手的?不是。想靠这次作证得到好处吗?不。是不是受政府雇用,设圈套害人?啊,不!或干任何事?啊,不!敢发誓吗?发多少次都行。完全出于爱国主义,没有别的动机吗?没有任何动机。

  罗杰·克莱,这位品德良好的仆人,在审问过程中,发誓倒是发得非常快。他在四年前跟罪犯当差,一贯忠诚老实。他在到加来的邮船上问罪犯要不要找一个打杂的,罪犯就雇了他。他并没有求罪犯当做好事一样雇个打杂的——绝没有这种想法。他开始怀疑他,不久,就注意他的行动。他在旅途中,收拾他的衣服时,在他的衣袋里一再看到跟这些表册一样的表册。他从罪犯书桌的抽屉里取出这些表册。最初他并没放在那儿。他在加来看见罪犯把同样的表册给几个法国绅士看,又在加来和布洛涅,给几个法国绅士看。他爱他的国家,无法忍受这种行为,于是告发了。别人决没有怀疑过他偷银茶壶;为一个芥末罐,倒是有人说过他的坏话,原来那不过是个镀银的。他认识上一个证人有七八年;那仅仅是个巧合。他并不认为那是特别稀奇的巧合;巧合多半是稀奇的。他也不认为那是稀奇的巧合,因为他的惟一动机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他是真正的英国人,而且希望像他那样的英国人多一些。

  那些蓝苍蝇又嗡嗡起来,副检察长先生传讯贾维斯·洛里先生。

  “贾维斯·洛里先生,你是特尔森银行的职员吗?”

  “是的。”

  “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十一月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因办理业务,你曾搭邮车由伦敦到多佛吗?”

  “是的。”

  “邮车里还有别的乘客吗?”

  “有两个。”

  “他们是不是夜间在半路上下车的?”

  “是的。”

  “洛里先生,看看这个罪犯。他是不是那两个乘客当中的一个?”

  “我不能肯定。”

  “他像不像那两个乘客当中的哪一个?”

  “他们都裹得很严实,那天晚上又很黑,而且我们都不敢跟别人搭话,因此,就连这一点我也不能肯定。”

  “洛里先生,你再看看罪犯。假定他裹得像那两个乘客那样严实,难道凭他身材的胖瘦,高矮也不能肯定他是其中一个?”

  “不能。”

  “洛里先生,你能不能发誓保证,他不是其中一个?”

  “不能。”

  “那么,你至少可以说,他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吧?”

  “是的。不过我记得他们两个都——像我一样——有点怕强盗,而这个罪犯却没有一点胆小的样子。”

  “你见过有人假装胆小吗,洛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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