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73)_罗曼·罗兰

七三

　　惟一缺乏客观真实性的人物是书中的主人公涅赫柳多夫，因为托尔斯泰将自己的思想给予了他。这已经是《战争与和平》或《安娜·卡列宁娜》中众多著名人物——如安德烈公爵、皮埃尔·别祖霍夫、列文等——的缺点乃至危险，但还不那么严重，因为他们的处境和年龄，比较接近托尔斯泰的精神状态。而在这部作品里，作者将一个七十老翁的灵魂硬塞进一个三十五岁的浪荡公子的躯体之中。我并不是说涅赫柳多夫的精神危机不真实，也不是说危机不能来得那么突然^[229]，而是根据托尔斯泰的描绘，这个人物的气质、性格和过去的生活经历，既找不出，也解释不了这种精神危机的起因。而且，此病一旦发作，便再也制止不住。

　　当然，托尔斯泰深刻指出了涅赫柳多夫的牺牲思想一开始就有不纯的成分，那些顾影自怜和自我欣赏的眼泪，稍后是在现实面前产生的恐惧和厌恶感。但他的决心从未动摇过。这次精神危机与先前那些来势凶猛却时间短暂的危机^[230]毫无关联。什么也阻止不了这个优柔寡断的人了。这位王公有钱、受人尊敬、很在意社会对他的满意程度。他正要娶一位爱他，而他也颇喜爱的姑娘，却突然决定抛弃一切，抛弃财富、上流社会、地位，去娶一个妓女，为的是弥补过去的一个错误。

　　他的狂热毫不动摇地延续了好几个月，经受住了一切考验，即使听说他打算娶为妻子的女人继续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时，也不曾气馁^[231]。——这里有一种神圣感，完全可以运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理论，从作品主人公阴暗的心灵深处直到机体组织中找到其根源，但涅赫柳多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毫无共同之处。他是个普通人的典型，庸庸碌碌，身体健康，正是托尔斯泰惯常写的人物。事实上，我们清楚地感到，这是一个非常讲求实际的人^[232]，与属于另一个人的精神危机相叠合，这另一个人，就是托尔斯泰老头。

　　同样给人以双元并立印象的，是书的末尾，以严格的写实手法写成的第三部分，出现了不必要的福音书式的结论——个人发自信仰的行为，把这种行为写成观察生活的结果是不符合逻辑的。托尔斯泰将宗教思想注入现实主义之中，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在此前的作品中，两者结合得比较好，而在这里，两种因素却并存而不融合。对比更加明显的原因是，托尔斯泰的信仰越来越脱离实证，而他的现实主义艺术则日益放肆和尖锐。这并非疲倦而是衰老的迹象——可以说，关节有点僵硬了。宗教的结论并非作品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Deux ex machina^[233]……我深信，在托尔斯泰内心，不管他如何表白，他不同的天性，即艺术家的真诚和信徒的真诚并非水乳交融。

　　尽管《复活》没有他青年时期作品的丰满与和谐，尽管我个人更喜欢《战争与和平》，但它不失为描写人类同情心的最美丽的，可能还是最真实的诗篇。在这部作品里，我比在任何其他作品中更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那双明亮的眼睛，那双“能直接看透人心”的、浅灰色的眼睛。他在每一个人的灵魂中都看到了上帝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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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尔斯泰从未舍弃艺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即便他愿意，也不可能抛弃自己生活的宗旨。为了宗教的原因，他可以不出版作品，但却不能不写作。托尔斯泰从未中止过艺术创作。曾经在他晚年去亚斯纳亚·波里亚纳拜望他的保罗·布瓦耶说：他一面写宣道或论战的作品，同时也进行文艺创作，交替进行，作为调剂。写完一篇有关社会的论文，或者某篇《致领导者书》、《告被领导者书》之后，他便心安理得地继续写某个给自己讲述的优美故事，——如《哈吉穆拉特》。这是一部军事史诗，咏唱高加索战争一段插曲和山民们在沙弥尔领导下反抗沙皇的斗争^[234]。艺术依然是他的消遣、他的乐趣，但认为以此炫耀便是虚荣。他编过《每日必读》（1904—1905）^[235]，其中收集了许多作家有关真理和生命的看法，真正是一套集东方经书到当代艺术家的如诗智慧之大成的文选。一九〇〇年以后，他所有的艺术作品留下来的都只是手稿^[236]。

　　相反，他果敢而热情地以他论战性的、含有狂热信仰的文章参与社会的大论战。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〇年，他几乎全力以赴。当时，俄国处于可怕的危机之中，沙皇帝国一时间似乎分崩离析，摇摇欲坠。日俄战争、大溃败，接着是革命动乱、陆海军的叛变、大屠杀、农村骚动，一切都像是“世界末日”的征兆。——托尔斯泰有一部作品用的就是这个标题。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间，危机达到了顶峰。在这些年月里，托尔斯泰发表了一连串响当当的作品：《战争与革命》^[237]、《弥天大罪》、《世界末日》等。

　　在这最后的十年中，他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全世界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他孤军奋战，不加入任何党派，不倾向任何国家，脱离了教会，被开除教籍^[238]。他理性的逻辑、执着的信仰，将他“逼到两难的境地：离开其他所有人，还是离开真理”。他想起了这句俄罗斯谚语，即：“老人撒谎等于富人偷窃。”于是，他离开众人而去宣示真理。他将全部真理告诉所有人。

　　这位与谎言不共戴天的老人，坚持不懈地抨击一切宗教和社会迷信，一切被人盲目崇拜的偶像，而不限于攻击古代暴虐的政权、迫害异己的教会、沙皇的贵族统治。而今大家都向这些扔石头了，也许他反而会手下留情。因为人们对这一切已有所认识，便不那么可怕了。总之，他们干他们的事，再也骗不了人了。托尔斯泰曾给沙皇尼古拉二世写过一封信^[239]，实话说，这封信对作为君主的沙皇是不大客气的，但对作为人的尼古拉二世，态度却很温和，他称沙皇为“亲爱的兄弟”，并且说，如果自己“无意中给他带来不快，务请他原谅”。落款是：“祝愿您获得真福的兄弟上。”

　　托尔斯泰最难以宽恕并坚决予以揭露的，是新出现的，而不是过去已经被揭穿的谎言。不是专制主义而是对自由的幻想。人们弄不清，在新偶像的信徒中，他最恨的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派”。

　　他对自由派的反感由来已久。他在塞瓦斯托波尔当军官和处在彼得堡的文人圈中的时候，这种反感已经产生了。这正是他与屠格涅夫不和的原因之一。这个骄傲的贵族和世家子弟，难以认同那些知识分子及其抱负，他们侈言不管愿意与否，只要接受他们的乌托邦，必能给国家民族带来幸福。托尔斯泰是地道的俄罗斯人，家世悠远^[240]，对有自由色彩的新事物和来自西方的立宪思想一贯抱怀疑的态度。两次旅欧更加深了他的警惕。第一次游历归来时，他曾经写道：

　　要警惕自由主义的野心。（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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