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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〇

多次放弃已拟定的计划之后，一八七三年三月十九日，伯爵夫人喜出望外地看到，托尔斯泰终于动手写《安娜·卡列宁娜》了[126]。可是正当他投入工作的时候，家里出了一连串丧事[127]，生活又蒙上了愁云；他妻子也病了。“这个家真没有福运可言……”[128] 　　作品里约略可以看见这些凄惨的经历和激情幻灭的痕迹[129]。除了列文订婚那几章美妙的描写以外，爱情已经没有能与《战争与和平》某些篇章媲美的青春诗意，而这些篇章却是所有时代最美的抒情诗。相反，爱情在这里具有刺激、肉欲和专横的性质。贯串整部小说的宿命色彩不再像《战争与和平》那样，是一个公正而有杀伤力的神、帝国的命运之神，而是疯狂的爱，“整个一维纳斯[130]……”正是她，在那激动人心的豪华舞会上，当安娜和弗龙斯基不知不觉间产生情愫的时候，赋予身穿黑丝绒衣衫的美丽无邪而又富有思想的安娜“一种几乎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正是她，当弗龙斯基刚表白完心迹，安娜立刻容光焕发，“那不是快乐的光芒，而是黑夜中骤然燃起的熊熊大火”。正是她，在这位忠诚而理性的女人，这充满爱心的年轻母亲的血管里注入了强有力的情欲之津，并驻守在她心里，直至毁灭它为止。接近安娜的人无一不感觉到这既诱人又令人心惊胆战的潜伏着的魔鬼。首先是基蒂惊惶地发现了它。当弗龙斯基去看安娜时，心中既高兴，同时又有一种神秘的恐惧感。只要安娜在场，列文便六神无主。连安娜也知道再也没法控制自己。随着故事的发展，无法驾驭的情欲将这个矜持的女人心中那座道德大厦一点一点地腐蚀掉。 　　她身上最好的东西，她勇敢而真诚的灵魂也破裂瓦解：她再也没有力量放弃世俗的虚荣，她的生命除了取悦情人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她提心吊胆、羞愧难当地不让自己怀上孩子。她受着嫉妒的煎熬。肉欲支配着她，强迫她无论在行动、声音或者眼神中弄虚作假。她堕落成了只想吸引男人——不拘何种男人——注目的女人。她用吗啡来麻醉自己，直到有一天，再也忍受不了痛苦的折磨，感到无颜面对世人，终于含恨投身到车轮之下。“而那个胡子拉碴的小乡下人，”——她和弗龙斯基梦里常常看见的可怕的幻象——“正站在车厢的踏板上，俯视着铁轨”；据带有预言性质的梦境所云，“他弯腰俯向一个口袋，将一些零碎往口袋里塞，这就是她往日的生活，连同她的烦恼、背叛行为和痛苦……” 　　“我保留报复的权利。”[131]上帝说道…… 　　这是一个为爱情耗尽精力，被上帝的戒律所压垮的人的悲剧；托尔斯泰写来一气呵成且惊人的深刻。围绕这个悲剧，他像在《战争与和平》中一样，安排了另外几个人的故事。可惜在这里，各个故事此起彼伏，交替得生硬而造作，达不到《战争与和平》中像交响乐那样有机的统一。人们也会觉得其中某些真实的画面，如彼得堡的贵族圈子和他们无聊的谈话，有时完全不必要。总之，较之《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在这部作品里更鲜明地将他的道德人格和哲学思想与生活的景象交织在一起。但作品依然非常丰满。和《战争与和平》一样有各式各样的典型人物，而且每一个都刻画得极其准确。我觉得男人的形象甚至更突出。 　　托尔斯泰喜欢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描写成自私而可爱的人，谁见了都会对他亲切的微笑作出回应。还有卡列宁，他是高官的典型，地位显赫而才识平庸的国家要员，惯于以嘲讽掩藏自己的真实情感，此人既庄严又怯懦，既假仁假义又有基督徒的感情，是一个虚伪世界奇特的产物。虽然他聪明，也慷慨大方，但始终难以摆脱这个虚伪的世界。而他也有理由不信任自己的心，因为，只要他处于放松状态，最终必坠入神秘的迷茫之中。 　　小说写了安娜的悲剧和一八六〇年俄罗斯社会各个不同的画面，如沙龙、军官俱乐部、舞会、剧院、赛马等，但其主要特点却是其自传性质。康斯坦丁·列文比托尔斯泰笔下的任何人物都更像是托尔斯泰的化身。托尔斯泰不仅在他身上寄寓了自己既保守又民主的思想，以及乡村贵族老爷蔑视知识分子的反自由主义观点[132]，而且将整个生命都给了他。列文和基蒂的爱情，他们婚后头几年的生活，完全是他自己家庭回忆的翻版。同样，列文的兄弟之死也是托尔斯泰的兄弟德米特里之死的痛苦再现。 　　这最后一部分完全是多余的，只能使我们看到作者当时心中的困惑。如果说，《战争与和平》的结尾是计划中的另一部作品的艺术过渡，那么，《安娜·卡列宁娜》的结尾便是两年后表现在《忏悔录》中思想变革的自传性过渡。书中已经常常以讽刺或激烈的形式批判当时的社会，在后来的作品中，这种攻击一直在继续。他攻击谎言，所有的谎言——无论是出于道德还是出于罪恶的目的；他攻击自由主义的空谈、假惺惺的慈悲、沙龙里的宗教和所谓的博爱！他向上流社会宣战，因为它扭曲一切真实的感情，扼杀心灵高贵的冲动！死亡突然将一线光明投射到社会习俗之上。 　　面对垂死的安娜，骄矜的卡列宁动了恻隐之心。一道爱情之光和基督徒的宽恕之情终于进入了这个毫无生气、矫揉造作的心灵。所有三个人，丈夫、妻子和情人顿时都发生了变化。一切都变得单纯和坦然。但随着安娜的逐渐复原，三个人都意识到，“面对在内心指引着他们的近乎神圣的道德力量，还有一股粗暴而强大无比的力量不由分说地操纵着他们的生活，使他们不得安宁”。他们已预见到，在这场斗争中他们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将不得不做社会认为有必要做的坏事[133]。” 　　倘若列文如同他所表现的托尔斯泰一样，在书的结尾也自我净化的话，那是因为死亡也把他触动了。直到那时为止，“他一直不能信仰，也不能完全怀疑”。自从眼见自己的弟弟死去，他便对自己的无知[134]感到恐惧。结婚曾经一度遏制住他的焦虑。但随着第一个孩子的出生，焦虑又出现了。他时而拼命地祈祷，时而又否定一切。看哲学著作也无济于事。精神狂乱之时，他真害怕顶不住自杀的诱惑。体力劳动使之有所缓解，在劳动里无所谓怀疑，一切都是清楚明了的。列文和农民聊天。其中一个谈到有些人“并非为自己而是为上帝而活着”。这对他来说不啻为一种启示。他看到了理性与心灵的矛盾。理性教人为生活去进行残酷的搏斗，爱你周围的人是全然不合理的： 　　 　　＜安娜·卡列宁娜观看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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